动力枢纽:“人”(2)

2014-02-19 10:33:50

    在《孙子兵法》五力模型中,“人”更具体化为“将”。我们普通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兵家尤其有如此的严重。春秋时,齐国名相晏婴向齐景公推荐穰苴,推荐语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晏婴是个小个子,貌不惊人,但他有勇有谋,有德有才,而且又能识别人才。穰苴后来做了齐国大司马(元帅),有《司马法》传诸后世。穰苴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战鼓)之急则忘其身。”又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这些话都堪称兵家之圣经,即使到今天也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孙子兵法》又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这话一点不假。比如战国末年,赵孝成王(赵丹)中了秦国宰相范睢的反间计,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结果长平之战赵国死了45万军队,秦国进而围攻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差一点就要灭亡了,古今为将之祸没有大于赵括的,为君选将之误没有大于赵孝成王的。

    2、领导学:越是高级别的领导人越应该是“中医”

    蝴蝶模型“领导学”主要涉及领导人的个人修养、领导人的工作方法、网罗和使用人才、领导人的个性和决策模式等几个方面。只有通过对历史上“大人物”的解读,才能真正明白做大事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大人物何以成为大人物?

    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很多,比如任用商鞅变法的秦孝公。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但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并不是出于一己之力,而是肇始于他的祖先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国从此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秦孝公即位时只有21岁,即位之初就任用商鞅,变法图强。秦孝公厉行变法的动力之一,就是他想要恢复他的祖先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的霸业。秦孝公元年是公元前361年,秦穆公去世为公元前621年,中间相距260年,历经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献公十五代君主才到秦孝公。但秦孝公变法图强,远接秦穆公,只以秦穆公为参照系,中间十五代君主都忽略不计了。秦孝公孜孜以求秦穆公称霸时秦国的“光荣与梦想”,承前启后,发扬光大,一举奠定140年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基。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把商鞅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提并论,两者相隔2000年,但均能让一个小国、穷国、弱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崛起。

    秦孝公那么年轻,作为一个领导人,他何以能奠定秦国的强盛之基,何以他能够领导一场伟大的组织变革,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组织领导人的最高职责究竟是什么?西汉宰相陈平认为他的主要职责是“理阴阳,顺四时”,汉文帝连声称赞他说得好。由此推断,越是高级别的领导人越应该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越应该具有“整体的观念”,而不是“局部深入的观察”或“对某种技术的迷恋”。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领导人不断加强个人的修为,找到正确的工作方法,游刃有余地网罗和使用人才。这很难,事实上连名相诸葛亮都做不到。

    领导人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是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战略决策的水平跟领导人的“个性”密切相关,两种极端的决策方式分别是“深谋远虑式”和“即时反应式”(有点类似于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著名实验)。“深谋远虑式”是决策理应追求的境界,也是蝴蝶模型“战略决策模式”这一部分重点展开的内容。但相当多的组织领导人却不由自主地落入“即时反应式”,这方面的显例是战国时代的楚怀王(熊槐)。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平庸的君主,楚怀王不过是其中之一。有些平庸的君主没有研究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兴趣”根本不在国家治理、国家振兴这一方面,就像一个人名义上是个围棋手,但事实上他根本就不下围棋,你就无从知道他的棋艺高低了。而且,像晋惠帝司马衷、晋安帝司马德宗这样的人,原本就是白痴,你去研究他干什么。但楚怀王不同,他是一个大国的君主,却屡次被纵横家张仪戏弄于股掌之间。最后的结果是严重的,楚怀王作为一个囚徒客死异国(秦国),而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也万劫不复地衰落下去。

    战略思维能力惊人贫乏的楚怀王的典型意义还在于,我屡次在其他君主身上发现他的影子(甚至包括一向被认为雄才大略的汉高帝刘邦、魏武帝曹操),但成功的领导者会幸运地从“楚怀王的影子”中挣脱出来,挣脱的方式往往又在于能够采用“他人的智慧”来照亮自己战略思维黑暗的死角。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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