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决策的逻辑起点(2)

    （从秦穆公元年至秦统一中国，这一大段历史前后共438年）

    偏僻于西方的秦国之所以能在西周初年的800个诸侯国中脱颖而出，完成不朽之伟业，实是“秦之道”能在数百年间披荆斩棘，崎岖险绝，屡有开创和建树。在“八百选一”的大竞争格局中，当然要让司马迁顿生“究天人之际”的感慨：“天命”和“人事”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呢？对我们如今研究竞争战略而言，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谈到“道”必以“大年”为尺度，必以“大战略时间”为尺度。惠普创立于1937年，于今70余年，作为商界熟知的“HP-way”可说是略有根基。可口可乐创建于1886年，于今约120年，论说“Coca-Cola-way”则更有依据。但对于创业二三十年、略有所成的公司，大谈其“道”之建树，终究是有点轻浮了。鄙谚说得好：小时候胖不算胖。可以作为一帖清凉剂。

    就竞争规律来说，“加强自身”与“削弱对方”有同样的效率。而加强自身一般诉之于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削弱对方一般诉之于战争，前者是“内向”的，后者是“外向”的；前者多“抱法”，后者多“用术”；前者一般需要数十年方有成效，后者往往是短促的，甚至历史的转向只是在某一个早晨。

    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用了5年时间，朱元璋得天下用了15年，吴越争锋按范蠡的说法是“谋之22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用术”争锋的同时，对法的重视程度和作为程度，往往是未来事业兴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立法”或“变法”必须在战略时间内加以考虑，否则就是急于求成的盲动。

    战术时间一般极为短促，强调“速度”。“用术”如“用兵”，而“兵者，诡道也。”因此，战术之运用越快越好，时间长了，可资利用的信息不对称即全然失效。孙膑“减灶计”不过数天，孟尝君靠鸡鸣狗盗之徒逃出函谷关，其时间差当在一个时辰（二小时）以内。“声东击西”能不能成功，关键还是靠速度。但是，通过“术”产生的竞争优势一般都是短暂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把一种新的兵种（骑兵）引入了战斗序列，遂产生战术优势（钮先钟《从战略观点看战国时代》）。但这无助于赵国真正的强大，甚至赵武灵王本人还不能避免死于内乱。

    “道—法—术”融合无间

    考察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轨迹，“道—法—术”又是融合无间的。商鞅变法以“法”为根基，然后呈扇形在“道”与“术”两翼展开。其“道”在于商鞅被车裂以后，商鞅变法确立的制度和成就并没有人亡政息，而是积淀、升华为“秦之道”。“术”则一向多变，张仪用“连横”使东方六国之“合纵”昙花一现，“合纵”始终不能成为山（崤山）东六国（战国七雄中除秦以外的六个诸侯国）成熟稳定的外交政策；紧接着，范睢制定“远交近攻”的竞争策略，逐渐“蚕食”山东六国；最后，李斯、尉缭子用“系统的反间计”和平演变东方大国齐国以及其他各国。李斯的办法是：暗中派遣谋士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到山东六国去游说。各国名士（尤其是那些制定国策或能够影响国策制定的人）可用财物结交的，就大量贿赂他们；不能以财物结交的，就动用暗杀等手段消灭之。操作的核心思想在于离间山东六国的君臣，使其内部分裂，不能执行统一的国家政策，然后再派秦国的良将进行攻击。尉缭子的话则更加露骨，他劝秦始皇说：“愿大王不要爱惜钱财，大量贿赂山东六国的权臣，以破坏他们的谋略。”尉缭子还做了一个预算，他说：“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钮先钟在《从战略观点看战国时代》中总结说：“总而言之，就是使用威胁、利诱、收买、离间、暗杀等不光明的手段来‘软化’敌人和配合军事攻击。”李斯和尉缭子的此种手段，我称之为“系统的反间计”，也是《孙子兵法》“上兵伐谋”的一种运用。“三十万金”对比现在到底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汉高帝刘邦派陈平去离间项羽与范增，给陈平的活动经费是四万金。可见战国末期各国重量级大臣、谋士加起来在尉缭子眼里只值这个价钱，这对山东六国来说，是足可悲哀的一件事。

    要想在“道”层次有所建树，必须在大战略时间内展开；要想在“法”层次有所创立或变革，必须在战略时间内展开；只有用“术”，时间可以短促到一瞬间。而校准时间的规模和尺度正是正确战略决策的逻辑起点。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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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