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之观念

    第二篇人是万物的尺度

    当员工一百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最前面，身先士卒，发号施令；当员工增至一千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中间，恳求员工鼎力相助；当员工达到一万人时，我只有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感激即可；如果员工增加到五万至十万人时，除了心存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

    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春秋政治家晏婴

    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假如不去纠缠唯心与唯物的命题，我感觉这句话恰恰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假如说一切自然物都是“上帝的创造”，那么一切非自然物即都是“人的创造”。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首次统一的中国”恰恰是秦始皇（当然也包括从秦孝公开始的秦国历代君主）创造的“非自然物”，也是以秦始皇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一种新的尺度。

    “人”处在蝴蝶模型最中心的位置，如果说蝴蝶模型能“运转”起来的话，那么“人”就是旋转的中心。

    蝴蝶模型最中心的要素“人”将分成两个部分来加以阐述：一是人才学，二是领导学。

    第一章    人才学

    一、人才之观念

    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导致魏国不可遏制地衰落下去

    前355年，齐威王和梁惠王在一起打猎，他们讨论到什么是国家“宝物”的问题。

    梁魏王问：您王也有宝物吗？

    齐威王：没有。

    梁惠王有些得意地说：我拥有的是一个小国，尚且有12辆车，每辆车各用直径一寸的宝珠十颗前后照耀，为什么像齐国这样的大国反而没有宝物呢？

    齐威王说：在什么是宝物的问题上，我与您的看法不同。我的臣子中有个叫檀子的，派他去镇守南方边境，那么楚国就不敢向东侵夺，泗水流域的12个小国都会前来朝拜；我的臣子中有个叫朌子的，派他去镇守高唐（山东禹城），那么赵国就不敢往东到黄河捕鱼；我的臣子中有个叫黔夫的，派他镇守徐州（河北大城县），那么燕国就到北门祭祀，赵国就到西门祭祀，祈求神灵保佑免受攻击；我的臣子中有个叫种首的，派他去防备盗贼，那么就做到了道不拾遗。我的宝贝可以照耀千里，岂止是12辆车呢？

    梁惠王很惭愧，就离去了。

    梁惠王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孟子》中孟子见的梁惠王，就是这个拥有很多宝珠的梁惠王。梁惠王在位时间长，有51年之久。梁惠王曾经重用过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庞涓，结果庞涓先后在桂陵（前354年）、马陵（前341年）之战中败于齐国的孙膑。经过这两次战役，魏国国势转衰。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在气度和韬略上，显然庞涓小计策多，大谋略少，明显不是孙膑的对手。

    魏国出产人才，但不能任用人才，这个特点非常明显。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归纳说：“魏王国地居中原，物产丰富，教育发达。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半数以上出生在这里或集中在这里。可是魏王国颟顸的统治阶层，不但不能用他们，反而凌辱迫害，逼使他们投奔敌国。我们不能想象：如果魏王国任用了吴起、公孙鞅、孙膑、范睢、乐毅，历史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

    吴起、公孙鞅、孙膑、范睢、乐毅都是战国时一流人物。吴起曾为魏国收复黄河以西地区，后被迫出走楚国，任楚相，厉行变法。公孙鞅就是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之招进入秦国，实施变法，一举奠定秦国强盛之基。范睢后为秦相，为秦国制定了历史上著名的“远交近攻”蚕食山东六国的策略，是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战略人物。乐毅从魏国出奔燕国后，曾经差一点灭了齐国，导致齐国元气大伤。

    人才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宝物”，这是齐威王二千多年前给我们的教导。春秋时，著名政治家晏婴曾对齐景公说：“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这些在发现和使用人才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毛病，魏国几乎全部具备。因此魏国作为战国初年的大国，它的整体衰落是难以避免的。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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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