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7.1 自食其力的萨布尔•阿里(3)

　　上述调查理论上表明，教育贷款对家庭是否让孩子上学有着不确定的影响。为了搞清各种有关教育与贷款关系理论的真实性，研究者就格莱珉银行贷款与借款人子女的入学率提高进行了实证研究。尽管这一研究是基于有限的样本，但托德（Todd,1996）证实，100%的格莱珉银行借款人的女孩子入了学。而符合从格莱珉银行贷款的条件但未参与的家庭的对照组的入学率只有60%。关于男孩子的情况，托德发现，取得助学贷款者的男孩子的入学率是80%，未参与贷款者男孩子的入学率是62%。然后，托德运用更精确的就学率衡量方法，在给定年龄组的情况下，将每一个孩子在校年数作为其应在校年数的百分比，以获得助学分期贷款对孩子们入学的真实效应。结果再次显示：获得助学贷款的孩子们在校年数为62%，对照组的这一比例为44%。托德认为，女孩子的就学年数超过男孩子，“因为8岁的男孩子就可为家庭干活挣钱”。然而，对这样一种助学借款者和对照组的比较基于小样本实证所得到的结论，有着前述诸多的偏差。

　　世界银行运用更科学的方法所作的研究纠正了这些偏差：科学地选取了更大的样本以回应第二章所述的各种偏见。根据这一研究，格莱珉银行对妇女的贷款每增加1%，就可使女孩子的入学率提高1.86%。然而增加对男人的贷款，则对女孩子的入学率没有影响。但贷款对男孩子入学的作用更大，对妇女和男人的贷款每增加1%，男孩子的入学率分别提高2.4%和2.8%。这表明，尽管格莱珉银行尽力增强其会员使女孩子获益的意识，但其会员则更重视男孩子的入学。皮特和孔达卡尔（Pitt 和khandker，1998）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女孩子的活动和妇女的活动具有更密切的替代性。当妇女从事自谋职业时，女孩子承担着做家务活的责任。

　　然而运用同样的数据和稍有差异的估计技术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的测度方法，杰西卡•蔡斯（Jessica Chase，1997）的研究得出了和孔达卡尔关于男孩子入学的相同结论，她发现格莱珉家庭的男孩子入学的可能性更大，也会受到更高的教育。与皮特和孔达卡尔（1998）不同，她没有检验贷款给男人和妇女如何影响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入学，她也没发现格莱珉成员对女孩子就学影响的证据。更确切地说，蔡斯（1997）发现教育贷款对女孩子就学的影响是中性的，无论更高教育的需求，还是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需求，对格莱珉女子学校的在校生数量都无影响。她认为，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对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不同影响可能由银行不能控制的因素所致。如果给某一家庭的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让另一个孩子待在家里，那么，蔡斯认为该家庭可能选择让男孩子上学，因为对男孩子的教育投资获得回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托德的一位被调查者这样说道：“女儿需要接受一些教育，但不需要太高的教育。如果在女儿的教育上花太多的钱，我们得不到回报，因为她将把她所学的知识及收益带到了另一个家庭。”由蔡斯进行的有关孩子入学率低的原因的另一项调查得到了同样的观点：被调查者中，8%的男孩子回答了“父母不想让”他们上学，而女孩子中，做出同样回答的有27%。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基于调查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最近15年来，就孟加拉全国来看，女孩子入学的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1991年，仅有20%的孟加拉妇女会读写，妇女受教育程度是世界上最低的。现在孟加拉女性入学率已超过了50%，而男性入学率为50%。在发展中国家中，孟加拉国是为数不多的女子与男子入学率对等的国家之一。到了20世纪末，孟加拉国的小学的总入学率约为100%，小学教育的性别差异已经消除了。初中教育也有同样显著的改善。1994年以来，女孩上初中的人数以每年13%的速度增加，而男孩上初中人数的年增加率为2.5%，这方面的成就主要源于孟加拉国政府为消除入学方面的性别差异而实施了诸多鼓励措施。

本文摘自《穷人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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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政策制定者、从业人员，以及大型发展组织详细介绍了第二代格莱珉银行。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以了解两个重要的信息：
其一，格莱珉银行是个充满活力的组织，它经常开展多项重大改革，不断改进其模式。它不时地微调和改变提供金融服务的模式，以应对这个领域的变化。这是因为格莱珉是为穷人工作的，其使命就是减轻贫困。然而，贫困是一个动态的现象。人们陷入贫穷的原因变化了，减贫的方式也应变化。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以使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脱贫，乃是减轻贫困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其二，无论穷人所处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艰苦，只要给予他们机会，他们总会还款，他们还会存下很多钱。穷人不需要我们的同情，他们只需要一只援助之手。以金融服务的方式给予援助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