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利益相关者概念与战略管理2

　　对利益相关者的分析主要是在一般层面上进行的，即使阿克曼和鲍尔分析了如何将社会目标和传统商业目标合而为一，，因此，又回到了ansoff最初的观点。Hargreaves和dauman（1975）将惯用语“利益相关者审计”改造为更为一般的“公司社会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鲍尔和fenn，1972）。12社会审计和相关的有关社会业绩的文献的目的在于重新思考对企业的传统记分卡。社会审计试图建立社会“平衡表”，从社会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分析公司的行为。但是，方法论上的问题使得有关社会平衡表和社会损益表的研究成为一种难以描述的研究。

除了这些试图考察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思想之外，研究企业和社会利用了大量更早的文献。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特别是更为晚近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参与了公司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爱泼斯坦（1969）分析了有关公司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的文献，得出了“目前，公司不应屈服于对它们参与政治的性质或程度的特殊限制”的结论。他接下去认为所有的“联合政治参与者”应受到有关公示和游说的要求的支配。政治科学法丰富历史、对这一理论的分析和权力的正义，当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然而正如爱泼斯坦（1969，1980）所指出的，研究公司政治行为的学者出奇的少。尽管在政治科学文献中类似的概念，诸如“选民”（相关评论参见mitnick，1980）、“利益集团”、“公众”和“公众利益”早已存在了一段时间，除约翰•R. 康芒斯等“制度经济学家”外，却很少有文献认识到了并去处理现代公司发现自身的复杂性。

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批评众多，但最为棘手的问题或许是“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是什么，似乎我们需要这一理论来增对企业政策研究。13公司社会责任往往被视作“正常企业”的“附加”，经理们对这一术语的批评常常是“公司社会责任是好的，如果你能够担负得起。”企业的“利润创造”部分与“利润支出”部分之间的理论裂隙在学术界得到了反映，管理学派划分为与“管理中的社会问题”有关的部门和与“企业政策和战略”有关的部门。14

商业组织目前正面临着的混乱和外部环境的性质，被认为是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力量，在此情况下，需要有一种理论框架对这些力量进行整合分析。我们需要认识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复杂的关系。孤立“社会问题”，将它们与它们所具有的经济影响力分离开来，或者相反，将经济问题孤立出来，似乎它们不会产生社会效果，都会在管理上、在认识上失分。仅仅注意一面就难以处理另一面的问题。不考虑所有这些力量的方法、技巧和理论将难以描述和预测真实的商业世界。

公司社会责任文献在组织研究中给予社会和政治问题以显著位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并没有指出将这些问题整合进公司战略系统的一般方法。

组织理论文献

一般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是停滞不前的。例外的是有几位组织理论家的工作，他们设法认识组织环境关系。然而大多数理论家没有着意使用“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工作依然保持着不变的知识资源。瑞典的埃里克•rhenman（1968）在其关于行业民主的著作中明确使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15rhenman认为：

我们将运用利益相关者这个术语选定其个人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公司，公司又依赖他们的个人或团体。在这个意义上，雇员、所有者、顾客、供应商、债权人以及其他许多团体全都可以看作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

Rhenman的定义类似于SRI的定义，但较为狭窄。在他的定义中，利益相关者包括任何对公司有要求、公司也对他们有要求的团体，而不是任何其支持为公司的继续生存所必要的团体。Rhenman进而认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导致行业民主理论。16rhenman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运用与SRI的使用类似。再者，他对一般层次上的利益相关者或者作为特殊团体的利益相关者感兴趣。他对这一概念的狭窄解释用“和”这个词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公司和利益相关者必须具有共有权利，这些权利可以排除重要的团体，尤其是政府和对抗性团体，它们依赖于公司而公司却不依靠它们。17

在同一时期，几位组织理论家研究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单纯依靠考察组织内部的组织分析似乎没有足够的解释力。20世纪60年代早期，威廉•埃文开始发展“组织设置”理论，这一理论分析一个组织“与其环境中的组织网的互动”。埃文（1969）假定了几个概念和可用于研究跨组织现象的假设，认为大多数组织研究集中于组织内部关系，这应该进行更换。埃文的工作导致了大量继起的跨组织关系研究，有经验研究也有理论研究，这里我就不予综述了。18

大约在此同一时期，卡茨和卡恩（1966）发展出了几个重要的理论模型，提倡组织研究采用“开放系统?方?，这种组织研究致力于确定大系统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组织关系，而且，经由emery和trist（1965）对组织的第二秩序环境的研究，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会影响组织。詹姆斯•汤普森（1967）对组织的经典研究复兴“委托人”理论，把它作为选定外部团体的一种方法，并且利用了dill（1958）的组织“任务环境”概念。汤普森极其简单地将这一概念规定为：“我们正在和这样一些组织一块工作，它们处于影响它们的环境中……”

正是“这些很重要的团体”的概念强调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从战略管理的立场来看尤其是这样，因为前面章节所描述的对商业环境中的经理的关心应该就是对这些“很重要的”的团体的关系的管理。Mahon（1982）明确认为，汤普森预先使用了利益相关者概念，如果考虑他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观点的话。劳伦斯和lorsch（1967）提出了一个“分化和联合”模型，由此将组织细分为更小单位来处理外部环境的特殊部分，而来自这种分化的态度和信念，以及联合的任务或“存在于个部门之间的协作状态的性质，需要通过环境的要求而达到各种努力的联合”。19van de ven、埃米特和koenig（1979）回顾了组织环境文献，提出了几个理解发展中的研究的元概念框架。

最近，pfeffer和salancik（1978）回顾了这方面的文献，提出了一个组织－环境互动模型，这一模型取决于对组织资源和组织对提供这些资源的环境要素的相关依赖性的分析。但是他们没有明确定义“利益相关者”，他们声称：

我们的看法是，组织生存到这种程度以至它们是有效的。它们的有效性来源于对要求的管理，尤其是组织依赖它们提供资源和支持的利益集团的要求。20

他们进而主张一种“激进的”组织外部观，在这种观点中，理论家向环境寻求组织理论的大多数解释力量。他们认为，一般来说，尽管有许多人主张有研究外部环境的必要，却极少有理论家发展出使得环境进入组织方程式的理论。他们根据资源和依赖性给利益集团所下的定义，与SRI的利益相关者概念极其相似。

还是在最近，nystrom和starbuck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论文集，其中包括有几篇评估认识组织－环境关系的艺术现状的文章。特别重要的是奥尔德利希和whetten（1981）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分析了组织的“人口”及其演进的概念，提出了据说“超越”了“组织设置”概念和注意利益相关者的网络分析。Pennings（1981）分析了“战略上相互依赖的组织”概念，提出了一套战略，组织可以利用这套战略去处理随相互依赖性产生的不确定性。文集中的其他论文，以及卡茨、卡恩和亚当斯（1980），van de ven和乔伊斯（1981）所编辑出版的两卷文集中的论文，都是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应用于战略管理上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我的目的不仅是回顾文献，还要揭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知识之根。

一般来说，组织理论文献并未提出为组织设置执行方向的框架。一般来说，它只是在尽力进行描述。在组织理论文献和战略管理文献之间，在系统理论和公司社会责任文献之间，极少有明确的“吻合”。21这些研究主流的每一种都与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方法的建构有关，我将在这一研究以及其他人的洞察的基础上来发展这样一种方法。然而，其结果不许可以应用于第一章所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公司经理如何开始在他们目前所面临的环境中进行认识和管理？我的方法具有内在的“管理性质”。它是一种“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框架”，这一理论或框架首先与管理行为有关，其次与组织行为有关。

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方法

尽管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史，表面上看来是相对较为简单的，这一理论可以用来将丰富法文献配合起来。每一个主要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都不是相互排斥的。制定公司计划和计划系统的问题，认识公司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的问题，公司的社会责任和需要以一体化理论解释大组织及其环境的问题，对于经理和组织组织研究者都是极其重要的。在整合这些围绕组织战略理论的问题中的某一些，在整合组织如何能够塑造自己、采取行动使自己与外部环境密切结合的问题上，利益相关者理论都是有用的。

任何战略管理模型都必须处理许多关键问题。下面所列的问题都是可以部分地根据利益相关者来认识的问题。

组织的方向或使命是什么？（战略方向）

•完成使命的路径或战略是什么？（战略方案制定）

•为将要执行的战略配置的资源或预算是什么？（预算）

•如何确保战略在按既定轨道执行或者在控制中？（控制）

•执行战略所必需的宏观系统和结构是什么？（结构和系统）

下一章将依次讨论上述每一个问题。表2．2是战略管理过程示意图，，可以用于描述许多大公司的实际的战略管理过程。Lorange（1980）详细解释了这些战略任务。Schendel和hofer（1979）按照这些任务对战略管理研究进行了分类，说明了战略管理“范式”，而弗里曼和lorange（1983）为认识和发展有关战略管理过程的新研究问题提供了探索方法。

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的概念转变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朝向行动定位的变化。仅仅为利益相关者所关切的事项做规划完全是不够的。可以被?行和控制的方案和政策，必须是这些计划的结果。同样，公司经理必须以“战略眼光”来干工作，也就是在公司方向的保护下工作。经由给予经理和研究者一个认识在混乱环境中如何回答绝大多数美国公司的战略问题的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用来丰富我们从外部和内部商业环境的变化对每一个战略任务的认识。

尽管有如上所引的这么多研究，追问组织理论家和经理是否需要一个“新”概念，如“利益相关者”，仍然是合理的。尽管这种批评广受欢迎，我可以回答说，它们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是很重要的。通过使用“利益相关者”，经理和理论家一样将这些团体视作有“股份”的人。“利益相关者”意味着“合理性”，尽管在这些团体对公司的要求不适当的意义上，经理们也许会觉得它们“不合理”，他们最好还是按照它们影响公司方向的能力给予它们“合理性”。这样，“合理性”在管理的意义上就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着在利益相关者身上“花费时间和资源是合理的”，不管他们的要求是否适当。

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合理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对公司的资源拥有同等的“合理的”要求权？公司的商品和服务的分配问题是否留给市场去解决？或者，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借助利益相关者团体的政治“力量”来解决？就目前而言，我将暂时搁置这些问题，但这并不是说研究它们不会获得丰硕的成果，而是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较弱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的合理性”：如果你做一个有效率的经理，你就必须考虑到利益相关者。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问题，与从政府到所有者到顾客的多个团体结合起来，那么，在回答利益相关者理论所提出的政策问题上，我们将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22

与汤普森（1967）的主张符合一致的是，“利益相关者”应该是指“有影响的团体”，或者更正式地说：

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依据定义）是指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是否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

从我在第一章所表述的观点来看，为什么能够影响公司的团体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答案是很明确的。在某种意义上，战略管理的关键是为公司制定发展方向。战略管理方法必须考虑能够影响公司的发展方向及其执行的团体。但是，由于并非所有影响公司的团体自身都受公司影响，对于“受公司影响的团体”也是利益相关者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之所以下这么一个对称性的定义，是鉴于公司最近几年所经历的变化。20年前对公司的行为并无影响的团体，现在对公司产生影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司忽视对它们的影响的行为造成的。因此，通过称这些受影响的团体为“利益相关者”，继起的战略管理模型对未来的变化保持敏感，能够将新的“外部变化”转变为内部变化。理解这一定义的一种方法是把利益相关者概念看作是企业战略和公司的社会反应性问题的保护伞。要做一个有效的战略家，你就必须与这些影响你的团体打交道，而作为回应（以及从长期有效性来看），你必须与受你影响的团体打交道。

以这种形式使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早就有了，我将在这里作以简要综述，并在下一章重新回到它们各自的观点。

Sturdivant（1979）调查了高级经理的价值观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不同这个问题。他使用了一种事先测试工具——stuedivant－ginter调查表，调查了一个大样本的行动主义者团体。Sturdivant发现，以这一工具来衡量的话，经理和行动主义者的价值观具有根本区别。

Sonnenfeld（1981）对林业产品行业进行了调查，试图界定公共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反应的全部序列。他测算了每一个有利益相关者的功能部门的互动时间的多寡，调查了对公司对公共问题的反应有确定看法的利益相关者。Sonnenfeld的研究是第一个运用系统调查方法和访谈资料对一个行业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对于认识战略管理模型对公共问题做出反应的能力大有帮助。

Chakravarthy（1981）研究煤炭行业的几家公司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他所研究的问题比此前的研究更加深入，因为他部分地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出一个企业和公共问题适应模型。迈尔斯（1982）对烟草行业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将这一理论熔合进战略管理、“顾客”和商业之间的关系。Tiffany（1982）分析了钢铁行业自20世纪初以来的发展，分析表明复杂的互动和有意识的战略在利益相关者团体管理被放在适当位置。

Emshoff和弗里曼（1981）报道了对新英格兰电话公司的一次特别采访，采访的是一个为利益相关者问题所缠绕的问题，并对管理开始发展出了几个描述性的观点。Emshoff和弗里曼（1981）在对美国布鲁尔协会和饮料集装箱的立法问题的临床研究中，采用一种特殊的管理方法。Emshoff和finnel（1979）在另一个分析战略制定的临床研究中运用了这一理论，mitroff和emshoff（1979）、mason和mitroff（1982）在他们的公式和“战略假设分析”测试的方法中运用了这一理论。Emshoff（1980）将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战略假设分析整合进了一个一般性的战略制定模型。弗里曼和里德（1983）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可用于认识公司的管理方法争议，弗里曼（1983）把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作战略管理的保护伞。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继续停留在这一?究的主流之中，并利用上文所引的文献来丰富它，通过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成一种战略管理方法来扩展它。这样做，必定需要对范围更广泛的、从战略制定到组织结构的战略任务进行分析，并且需要另外增添许多概念。我的重点始终放在战略管理上，也就是说，利益相关者理论如何可以用来丰富我们对组织是怎样以及应当怎样设定执行方向的认识。

管理理论注释

我认为，管理理论实质上是说明性质的，但不是在说明是无根据的，对现实组织的说明无关系的意义上。这里发展出来的利益相关者模型是说明性的，在它说明了组织的经理的理性行为的意义上。“如果你想进行有效的管理，你就必须系统地考虑你的利益相关者，”是一种说明，但是，它与“你应该与批评家进行沟通”具有根本上的不同。23对于前者是否比后者更为适当，我并无确切把握。但我的确认为，经理必须理解的二种描述所阐释的价值命题。而且，制定企业水平上的战略的关键的确就在于认识这些价值陈述。

好的管理理论是实用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与干实际工作的经理有关系的。它们不仅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使得经理依据预测作出调整，而且解释一定的（与理论有关的）现象的存在以及这种现象转向另一种现象的关系。利益相关者方法研究影响组织的团体和个人，研究对这些团体和个人做出反应的管理行为。我希望，对下面章节中的细节的注意可以恰当地解释为弄清楚利益相关者方法的实践含义和范围的努力。由于好的理论是实用的，我们经常说这样一种恰当性有损于“严密性”。但是，我认为，这个观点忽视了一个逻辑点。任何不具有逻辑性或理论严密性的理论或模型都是不实用的。它不能保证经理们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有效的。理论的真不必经受经验的检验。但是，理论观点的经验证据越多，我们对理论的信心也就越大。经验对理论的支持作用，在建构和证实理论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理论的严密性比经验的支持更加紧要。我的目的是发展出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方法的严密陈述。不过，我将致力于建构方法而不是可以引以证明理论的经验研究。我认为战略管理中理论太少，而我希望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它增添适量的理论观点。

小结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发展。战略规划、系统理论、公司社会责任和组织理论的文献，都可以用来发展战略管理的方法。我曾经说过，需要对利益相关者下一个综合性定义，它是指可以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受公司目标是否实现影响的团体。而且，我已经推测到，战略管理方法，诸如在下面章节中所发展出来的方法，必须是对有效管理行为的理论严密的说明。

注释

1．追溯“利益相关者”的准确起源是极其困难的。Ackoff（1974）把这一术语的创造归功于ansoff（1965），引证了ansoff书中所列的abrams（1954）、cyert和march（1963）的参考书目。Mason和mitroff（1982）将之归功于rhenman（1968）。《管理科学的应用》的匿名鉴定人向我指出，这个概念起源于SRI，我在emshoff和弗里曼的著作中得到了正式的确认。不久后，SRI国际公司的威廉•罗伊斯博士在与我的私人通信中，细述了Lockheed的ansoff、罗伯特•斯图尔特、marion doscher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SRI的事情。斯坦福大学的Kirk hanson教授后来向我指出，rhenman写作《工作场所的行业民主》时正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1980年夏天我到SRI国际公司的旅行，以及同罗伊斯博士、阿诺德•米切尔博士的谈话，澄清了许多历史问题。从那以后，他们非常热情地让我分享一些原始档案，在此我向他们、SRI国际公司致以谢意。

2．威廉•罗伊斯，私人通信。

3．Ansoff（1979）、海斯和艾伯纳西（1980）、charan和弗里曼（1980）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认为有必要将社会政治问题与经济、技术问题结合起来分析。“经济”分析和“社会”分析之间的裂隙在理论上一向具有任意性，或者至少从作为经济学之基础的现代公共理论问世时是这样（von neuman和morgenstern（1946））。理性的代理人偏好多种东西，其中只有一些可以用美元来衡量。理性这个概念比一些企业理论家所伪称的要宽泛得多。例如，可以参见谢林（1960，1978）、布坎南和图洛克（1965），以及其他许多“决策理论家”的著作。

4．这里关于定义在理论中的作用的警告是合适的。奎因（1960） 认为“句子面对的并非只有经验法庭。”奥斯汀（1961）、wisdom（1953）和维特根斯坦（1953）和语言足额学文献对定义在语言中的作用进行了复杂精致的分析。

5．商业政策简史的“范例”可以参见ansoff（1977）、hofer、murray、charan和pitts（1980）以及schendel和hofer（1979，1979a）。

6．对环境分析作为一种战略任务的分析参见utterback（1979） 。

7．多视角战略规划和管理文献的范例参见abell（1980）、ansoff（1979a），ansoff、declerk和hayes（1976），格兰特和金（1979），hofer和schendel（1978），lorange（1979，1980），波特（1980），shcendel和hofer（1979），vancil（1979）。

8．系统理论的准确起源很难确定。当然，巴纳德（1938）是一个创始者候选人。不过，问题解决的系统观可以追溯得更远。笛卡尔（c．1628）认为，在他的常遭嘲笑的“理性方法”中，分析（将事物解析为其组成部分）与综合（通过考察事物作为部分属于哪个整体来建立事物）是结合在一起的。将系统方法与传统哲学结合起来的努力参见churchman（1971）。

9．关于界定集体战略这一概念的最近尝试参见astley（1981）。

10．文献多如牛毛，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评述。对文献的评论参见carroll和beiler（1977）、sturdivant（1977）和post（1978，1981）。

11．美国这一时期的评论的范例观点参见border（1981）、calleo（1982）、halberstam（1969）、schlesinger（1965）和怀特（1982）。

12．对“利益相关者审计”的不同用法参见弗里曼、banker和lee（1981）以及本书第四章。

13．Keim（1978，1978a）提出了一个启发公共品理论的有趣观点。

14．尽管不可以作为专业组织选择组织它自身的方法的东西非常多，应当注意的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这样一种组织原则倾向于扩大“商业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的裂隙。

15．Mason和mitroff（1982）错误地把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功劳归于rhenman。感谢Kirk hanson教授给我在追溯rhenman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的影响上所提供的帮助 。

16．非常奇怪的是，rhenman（1973）并没有使用利益相关者理论。

17．在rhenman的定义中，如果我们用“或者”替代“和”，可以得到一个与贯彻本书始终的概念相类似的概念。

18．应用这一理论的例证有一些可以参见hirsch（1972）、terreberry（1968）和evan（1972）。

19．劳伦斯和lorsch（1967），第11页。我将在第八章中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这一含义应用于功能主义管理。

20．Pfeffer和salancik（1978），第2页。

21．Rhenman（1973）是一个例外。

22．利益相关者合理性这个比较宽泛的问题，以及最终的现代公司的合理性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是与W.M.埃文合作进行的研究项目的主题。埃文（1975）在一个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框架中提出了这些问题。

23．康德（1787）区分了假言命令与绝对命令。现代公司的合理性与假言命令有关，诸如“如果你想最大化市场份额，你就必须与消费鼓吹者打交道”。这样的句子是规范的，不是绝对的。means-ends关系以及“理性的”与“道德的”之间的关系经常被误解。较新的关于这种联系的文集参见sen和威廉斯（1982）。

本文摘自《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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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时代，对于公司的外部要求在增多，而公司应对的内部弹性却在降低。公司管理人员处于重压之下，饱受质疑和攻击。如何正确处理和协调公司内部各利益团体之间，以及公司与外部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日益突出，利益相关者概念由此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