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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尔布雷思出版《丰裕社会》以来，美国的家庭数量已经翻了一番，消费债务却增加了26倍。［52］负债以这样的规模激增的状况使人容易相信失去的经济美德神话，而且有这一看法的并不只是对过去美好时光抱有留恋心态的老年公民。这一神话在学者当中也根深蒂固。克里斯托弗•拉施（Christopher Lasch）指摘现代广告抹去“欠债恐惧”，大卫•塔克尔（David Tucker）在《节俭风气在美国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rift in America）一书中提出：“分期付款购买要求一种针对清教主义伦理的道德革命。”［53］很少有人像丹尼尔•贝尔这样对这一神话大加利用的。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中，贝尔断言说：“在破坏新教伦理过程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单一发动机是分期付款方式或即时信贷的发明。”这是以完美的简明形式出现的失去的经济美德神话。认为全民从节俭的高峰跌落下来的假设继续存在，为理解20世纪债务的经济文化史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叙事。［54］

我在研究的开始阶段也完全赞同构成这一神话的两个主要理念：第一，在消费信贷出现之前，人们“很少负债，总是量入为出”；第二，消费信贷让人们更易过上追求即时满足和消费享乐主义的生活，从而使传统道德价值失去了稳定性。但是，随着我越来越多地了解消费信贷史以及消费信贷对个人理财的影响，我就越来越难以接受这一神话的核心假定。

也可能对那一场信贷革命进行其他解释。它们通过面对某些事实作为开头。首先，消费信贷的发明是美国人负债的开始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实际上，债务是当年早期移民们的“沉重负担”，是殖民主义的种植园主们（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弗逊）长期面对的棘手难题，是19世纪的农民和工人们时常经历的艰辛。［55］一条漫长的赤字河流贯穿美国历史。它不时漫过堤岸，给政治局势带来变化，形成了许多著名事件，如《抵制英货决议案》（non?importation resolutions）、谢斯起义（Shays?s Rebellion）、19世纪30年代的工匠运动（Workingmen?s Movement）、19世纪90年代平民党的组建。在其他时候，负债是一条宽阔、隐蔽的河流，匿藏在杂货店的登记簿和典当商的账本里，匿藏在肉店的账单和朋友的记忆中；它尽管没有出现在私人事务的视线中，但其流量却不亚于公开债务。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90年代，谁不知道在美国生活需要融资，也就意味着负债。

信贷革命与消费文化

失去的经济美德神话并非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它掩藏的东西太多了。促使消费信贷兴起的行动具有的革命意义比人们原来想像的更大，它将历史学家置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们必须解释消费信贷业在20世纪20年代是以什么方式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来，然后被人如此积极地采用的。由于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太多“革命”，新发现的“革命”观点应该受到健康的怀疑论的审视——19世纪商人也对异地可承兑的票据持同样的怀疑态度。本书的主要论点是，消费信贷是革命性的——但是，我提出，在（革命）这个词的两个意义上，它都是成立的。

在常用的意义上,“革命”（revolution）指的是某种激进变革，如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和性革命中所表示的意义。所以，当洛伦•巴里茨认为汽车分期付款融资的“革命意义不亚于装配线”时，他的意思是说，分期付款销售给美国的理财模式引入了根本性变革。［56］这一点肯定是正确的。但是，这并非全部实情。

与“革命”一词类似，消费信贷史还有另外一面。在科学界,“革命”具有的意义与其常用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反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谈到作为循环运动的“旋转”（revolution），例如，恒星和行星在围绕其他天体的轨道上的旋转。正是这种天文运动为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第一个被如此标示的事变——提供了相似模式。议会用玛丽和她的丈夫奥兰治亲王威廉取代了詹姆士二世，这一新政体被认为是英国社会回到原来政体的一次旋转运动，不是陷入没有标明的政治水域，而是朝着原来的熟悉港口的回归。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信贷是革命性的。当20世纪的美国消费者将负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他们沿袭了17世纪的殖民者、18世纪的种植园主以及19世纪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做法。这一点常常被忘记，但是，从早期移民踏上美国的普利茅斯岩石那一刻到今天，美国梦通常需要一种对未来的处置权。

在失去的经济美德神话中全然不见这一真理。于是，消费信贷史——当它被提及时——通常被视为一个中断和破裂的史话，是对过去理财方式的一种否定。本书对此表示异议。我发现，一些连续性也同样引人注目。

轻松付款神话

如果说连续性之一是，债务作为一种主要的家庭财务策略早在消费信贷出现之前就已存在，那另一种连续性便是，?被认为敌视源于匮乏时代“传统”价值的“轻松信贷”环境下，财务克制并未消失。在消费文化中，谨慎、节省和勤劳保存了下来；它们的持续存在说明，消费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并非仅仅是享乐主义。消费文化潮流并非沿着相同方向前进。它们可能总体上朝着满足物欲、脱离清教主义的“现世之中的”禁欲主义的方向运动，但是，这股潮流并非只有一个方式。存在着回流和退潮流。假如不是如此，消费文化就不可能经久不衰。消费作为世界上的一种存在方式形成了其自身的限制机制和控制机制，它们使消费文化能够对社会起到整合力量的作用。其中最有效的机制之一就是消费信贷。

大多数接受“小额轻松付款”诱惑的人发现，负债生活将足够多的外界克制强加在他们头上，消费文化从其自身的鲁莽支配力量中得以保留下来。分期付款融资使借款人受到严格的还款时间安排的约束。消费信贷以这种方式限制了消费主义内部的享乐主义冲动，同时又维护了诸如“预算”、“储蓄”、“努力工作”——甚至还有“节俭”——这类传统价值的关联性。由此可见，消费信贷对个人理财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Taylor）的科学管理理论对工厂里的工作惯例产生的影响。它将严格的外生财务克制强加在消费者头上，以便改善他们在成为消费者的“工作”过程中的效率。由于“轻松付款”结果并不那么轻松——需要工作和克制来支付它们——消费信贷容易使美国人将消费视为“工作”，这就促进了以生产为导向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目的的社会。通过保存许多与19世纪生产文化价值的关联性，它使消费文化不太像享乐主义者的乐园，而更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被克制理性的“铁笼”。［57］

正如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所提出的，文化秩序是由控制和释放构成的。控制是用来禁止反社会行为的道德要求；释放是经过小心控制的许可，旨在改变和破坏这些要求，从而使个人能够承受必须将群体目的置于首位所带来的压力。里夫相信，传统基督教的控制已经走到尽头——“信教人士天生就会被救；心理学者天生就被满足”，西方社会正处于一种美妙新文化的边缘，该文化——至少暂时——几乎完全是由释放构成的。但是，里夫几乎对此持确定态度：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治疗性”消费文化将会形成其自身的有效控制。经济、社会和道德三方面的克制对社会的存活和繁荣兴旺都是必要的；没有哪一种可生存的文化会仅仅鼓吹摆脱这类克制的释放，所以它必然会进行这样的控制。［58］

杰克逊•李尔斯（Jackson Lears）借鉴了里夫提出的引起争论的分析，然后脱离了他帮助阐述的这一观点：消费文化的兴起是一种简单的线性转换，从以克己的生产为定向的社会，转到以自我放纵为定向的社会。与之相反，李尔斯认为，消费文化“不是享乐主义的骚乱，而是对控制与释放之间紧张状态的现存平衡进行排序的一种新方式”。李尔斯是在研究现代企业广告的过程中得到这一观点的；现代企业广告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权威，其信息常常被视为强调愉悦、物欲、豪华以及物质主义——换言之，强调摆脱传统道德准则的享乐主义的释放。但是，李尔斯发现，在企业广告中，物质论的享乐主义主题并不占有支配地位，弱于其他的节制信息——这些信息相当于“控制言辞”，劝告人们控制自己的物欲，以便获得“个人效率”——身体强壮，心理健康，与他人处于富有成效的关系之中，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59］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观点，充满思考消费文化的新路子的期望。但是，我们既不应让解释的钟摆荡得太远，以至于低估在消费文化中大量存在的享乐主义，也不应高估广告“控制言辞”的实际影响。

消费信贷史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个案，让我们将消费文化理解为许可与限制之间紧张状态的一种平衡。直到最近，这些更显而易见的许可已被大加强调，这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就消费信贷而言，许多学者——如丹尼尔•贝尔、克里斯托弗•拉施、大卫•塔克尔等等——已经正确地察觉到消费分期付款信贷构成了消费文化发展的最为明显的方式：它使美国公众能够购买昂贵的耐用消费品；没有信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没有能力，要么不会去购买这样的东西。消费信贷机构实现了广告商们无力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给人们提供了手段，将他们消费昂贵商品的美梦变为即时现实。简而言之，信贷造就了大众消费者。

本文摘自《消费信贷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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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生动地讲述了18世纪以降的大众消费生活史，对汽车、冰箱等现代耐用消费品如何借助消费信贷融入大众生活更有极为详尽的描写。同时，作者又以大量史实和有力论证，向“消费信贷侵蚀了传统价值”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