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II）（11）

　　1990~2009年累计，商品住宅累计销售超过4 600万套，超过了城镇高收入家庭的总数（约4 100万户）。调查数据证明，实际上相当一部分高收入家庭不需要商品房（有公房、公司提供的住房或“房改”房），而对已经购买商品房的高收入居民来说，他们的商品房房价标准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房价标准，而且大约有1/3的高收入家庭拥有第二、三套或更多的住宅。这些情况说明，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远不止被低估了1/2。

　　（3）家庭汽车与收入

　　根据我国的私人汽车拥有量统计，2008年我国私人拥有的小型和微型汽车为2 814万辆，如果按90%属于城镇居民计算，城镇家庭的家用汽车普及率已达12.1%（每百户拥有家庭汽车12.1辆），说明占城镇住户20%的高收入家庭，除去一部分暂时没有买车意愿的家庭外，汽车已基本普及。实际上一些中等收入家庭也已经成为有车阶层。汽车拥有量统计有牌照发放和年检数为依据，应该是准确的。而根据城镇住户抽样统计收入，每百户城镇家庭仅拥有8.8辆家用汽车，比前者少了近1/3。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住户抽样调查遗漏了相当数量的高收入家庭样本。而且更明显的矛盾是，有车家庭的统计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拥有汽车。

　　如果按家用汽车平均价格10万元、年相关费用2万元（燃油、维修保养、保险、年检、停车费、过路费等）计，通常至少需要20万元以上的家庭年收入来支持。根据统计数据，20%高收入家庭的年可支配收入平均只有8.9万元，下限6万元，远远达不到普及家庭汽车的程度。而按本报告前面的推算结果，这20%城镇家庭的实际家庭年收入平均约为24万元，下限在12万元左右，大部分具备了购车能力。这再次说明高收入居民的统计收入被严重低估了，本报告前面对他们收入的推算则大体上与其购车能力相吻合。

　　（4）其他

　　除去以上列举的城镇居民住房、汽车等情况，城镇居民在其他许多方面的支出也是统计收入不能解释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国外消费。2008年，全国因私出境人数超过4 000万人次，相当于20%的城镇高收入家庭每户一人次。如果假定1/3是商务原因而予扣除，其余为旅游、探亲、留学等，按人均花费3万元人民币计算，全国这方面的居民支出达到8 000亿元。这部分没有包括在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支出，同样在收入统计中无法找到来源。

　　此外据报道，中国每年有几百亿元私人资金存入国外银行；另据公安部官员估计，中国每年赌资外流至少在几百亿到上千亿元之间。

　　四、灰色收入及其来源

　　1. 巨额隐性收入说明什么？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出现如此巨额的隐性收入，而且分布高度集中，显然是不能简单地用统计遗漏来解释的。根据本报告前一部分表4–7的推算，中、低收入居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低报收入的倾向，幅度大致在0%~30%的范围内。这些仍然可以看做正常收入的统计遗漏，可能主要与调查对象的某些心理状态或社会环境有关。但中高收入阶层以上居民的隐性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最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高达统计收入的几倍，说明存在深刻的制度性原因。这些隐性收入中的主要部分，也不再是正常收入的统计遗漏，而只能用灰色收入来解释。

　　关于灰色收入的概念，近来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一种说法是：灰色收入就是非法收入，只能“取缔”，不能“规范”；所谓“规范”，有将非法收入合法化之嫌。另一种说法则强调这一概念本身“不科学”、没有明确定义，因此反对使用这个概念。但是，之所以产生“灰色收入”这个概念，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无法明确界定、不能清楚地判断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即使“取缔”了灰色收入的概念，也决不等于取缔了灰色收入，实际上等于对如此重大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这可能也说明，解决灰色收入问题会深深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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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