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II）（17）

　　但这并不是一个值得乐观的结果。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比原来更低了，下降的速度也更快了。2008年从原来的46.7%调整到42.3%，下调了4.4个百分点。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4.1个百分点。而非劳动收入的比重则大幅度上升，2008年为24.4%，比原来的比例提高了14.5个百分点。尽管2005年的该比例也有大幅度上调，但2008年与2005年相比，还是上升了2.2个百分点。根据调整后的数据，2008年相对于2005年的变动情况，可以从图4–5和图4–6的比较中更直观地看到。

　　调整后的居民收入比重虽然显著高于原来的统计，但高出的部分是非正常收入。正常收入的比重并没有提高。正常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过低的推断仍然是成立的。特别是劳动报酬比重更低且进一步下降，非劳动报酬比重更高且进一步上升，尤其是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意味着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进一步下降。必须注意到，灰色收入也不同于正常的资本回报，对鼓励竞争、改善效率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相反，其相当部分可能来自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的漏失，或者是对正常的居民收入及财产的侵蚀和掠夺。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公平，同时也损害了经济效率，并成为导致社会冲突、加剧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都远远低于一般水平，居民的非劳动收入份额则高于一般水平。调整后的数据更加强了这种情况。如果按调整后的估计数字来看，政府收入所占份额虽然低于原来的统计数据，但这并不说明政府集中的财力太少，而是说明有一部分政府收入由于管理不善而流失了。

　　此外，尽管我国的政府收入比重低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但在政府收入的使用方向上与发达国家之间有重要区别。因为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政府收入的最主要用途是社会保障，以及提供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服务，建立了一整套覆盖全体公民、人人可以分享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在这些方面，我国虽然近年来发生了不少改变，但社保体系不仅保障水平较低，而且还远远没有实现覆盖13亿人的目标。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均等，很大部分人群还很少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其中尤其以保障性住房的提供严重不足。城市居民中，能够获得廉租房的居民大约只占1%~2%。其他保障性住房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问题，其中公务员获得保障性住房的比例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我国的政府收入用于政府自身消费和各种投资活动的比例畸高，在各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方面浪费巨大，更严重的是大量公共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失，而转化为少数人的非正常收入。这说明我国的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管理体制亟待改革；在这些方面制度不规范、操作不透明、严重缺乏公众监督等问题已经成为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关键因素。

　　六、结论：权力与资本结合将导致停滞和社会危机

　　本报告基于2009年对全国19省份64城市四千多户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情况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分组比较法和模型分析法，取得了恩格尔系数和人均收入水平对应关系的参数，并用来对全国城镇居民分组收入统计数据进行了推算和检验。推算结果显示，占全国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家庭，200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应为13.9万元，而不是统计数据显示的4.4万元，两者相差3.2倍。其次10%的高收入家庭，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为5.5万元，而不是2.6万元，两者相差2倍。没有体现在收入统计中的隐性收入，80%以上集中在20%的城镇最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其中10%的城镇最高收入家庭，至少占有隐性收入的2/3。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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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