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小企业发展环境有助缩小收入差距（2）

　　应当说明，统计口径的调整，是有客观原因的。主要是因为小企业单位多，变动频繁，账目资料不全，统计难度很大，不容易搞准数据。但是，绝大多数小企业从统计中消失，其结果也是严重的。这使得研究机构和决策部门对大多数小企业的情况失去了跟踪了解的机会，无从判断各项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对小企业的影响。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04年两度实行的紧缩型宏观调控，1998~2003年期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1999年以来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开始实施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3年正式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各自对小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其中各项具体政策的效果如何？政策调控的力度把握是否得当？没有统计指标能够提供判断。

　　尤其危险的是，现行的统计口径有可能对决策者和研究者产生误导，使人们误以为统计中的15万家小企业的情况就代表整个小企业部门。由于这15万家企业只是小企业中极少数规模较大者，它们的情况恰恰不能代表大多数小企业。按照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结果，小型工业企业平均从业人数不到12人，而2003年按新统计口径的小型工业企业平均从业人数为146人。按前一个口径，小型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平均只有92万元，而后一个口径的小型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平均达到了2 126万元。两个统计口径反映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把小企业的情况搞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调查、不研究显然是不行的。建议以最近的经济普查为契机，建立一个能够全面反映小企业情况的企业抽样调查系统，补充对小企业的统计。

　　小企业缺乏关注的问题不仅是个统计问题。事实上，某些主要政府主管部门和不少地方政府都把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的重点放在了中型企业和个别规模较大的小企业上，对大多数普通小企业的生死存亡很少关心。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三、小企业融资面临困难

　　根据实地调查反映的情况看，尽管2002年审议通过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许多政策由于缺乏具体实施办法，并没有落到实处。有些政策只有少部分企业得到了实惠，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中型企业。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状况尤其不容乐观，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融资问题。曾有调查称，80%有贷款意愿的中小企业都能得到银行贷款。但有不少证据表明，这类调查的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至少远远不能代表多数小企业的实际情况。

　　根据2004年6、7月份有关机构进行的一次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抽样调查（包括7座城市的四百多家企业，其中绝大多数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并且多数小于50人规模），有51%的企业把“资金短缺”列为企业经营和发展所面临的“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的问题；按比例高低排列，在所涉及的十几种困难中居第一位。有53%的企业认为在当地筹措资金开办新企业“相对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只有9%的企业在创业过程中使用了银行贷款。只有不到4%的企业将银行贷款列为企业主要资金来源。

　　根据笔者2003年在西南三省区进行的中小企业调查，有众多的小企业反映外部融资渠道过于单一、银行贷款抵押条件过严，是影响小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企业普遍反映，国有银行对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没有明文规定的歧视，但事实上小企业和非公企业还是处于不利地位（大多数非公企业都是小企业）。第一，其资产规模小，罕有可抵押的不动产，是难以获得贷款的重要原因。第二，银行对企业的风险评级指标体系本身已经把资产规模作为抗风险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实际上不利于小企业融资。第三，银行对不良贷款的内部责任追究，在涉及非公企业时比较严格，而涉及国有企业时比较宽松，一般只要没有发现违法行为通常可以免责，造成银行信贷员放贷偏向国有企业。第四，大银行管理层次多，经营不够灵活，缺乏非正式的信息沟通渠道，加上利率缺乏弹性，使得对小企业的放贷成本和收益之间严重不对称，客观上严重限制了对小企业放贷。上述情况在宏观控制和银行强调效益的情况下，就变得更加严重。第五，近年来国家投资的大中型建设项目较多，对银行配套资金的需求量相当大，进一步压缩了小企业和非公企业的融资空间。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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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