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退化
全球体系现行运行方式所产生的任何结果都可能会破坏它未来增长的能力。如前所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表明，温室气体的排放正在改变气候。利用碳定价限制碳排放的进展缓慢，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不愿作出减少碳排放的承诺，认为这样做会减缓经济增长，而发达国家也抵制那些未能涉及新污染物的气候条约。同时，科学家普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解决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聚问题，会造成许多严重后果，其中包括海平面上升──事实上海平面已经上升了。预计显示，海平面上升对孟加拉国这样的低洼地区的破坏已不可避免。
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与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有些类似，尽管它并没有引发广泛讨论。地方利益和不恰当的定价对鱼类资源造成了致命性打击，地方政治利益使各地区难以在限制过度开发和可获得的配额方面达成一致，结果会最终造成对重要食物资源的破坏。由于过度捕捞问题涉及的国家较少，因此相对容易解决，但是由于西班牙和法国等国不愿意得罪商业捕鱼区的选民，目前为止过度捕捞这一公共资源的悲剧仍未解决。海洋污染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大片的海洋实际已经属于死海，据估算，太平洋中由塑料碎片堆积而成的塑料岛已经达数千平方英里。6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未来20年内不会造成严重经济衰退，也会对以捕鱼业为主的地区经济造成破坏。
淡水资源各地不同，紧缺而分布不均，定价机制也不完善。在水量丰沛的地区很廉价，而在缺水地区又非常昂贵。如果定价方案合理，国家内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有可能实现的，而国际间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则需要制定国际性条约框架。例如，人们已经对中东国家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合理定价和条约会明显改进地区间的水资源利用。幸运的是，这一地区在政策领域得到了中东国家间较高程度的合作（这种情况目前还非常少见）。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淡水资源问题造成激烈冲突是迟早的事。如不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甚至会演化为战争。
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和其他环境问题的处理方式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商品质量目标和成本目标是互相抵触的，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后来发现，对质量的认真关注也可以降低成本。同样，公司也逐渐明白，对水资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的关注也会减少生产成本。但是生产和交通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更复杂些。政府如何设计干预措施以规范公共商品，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所有参加论坛的商业领袖都表达了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当前资本主义的运转体系正在破坏环境，这会削弱资本主义体系的未来发展。一方面，过度监管造成的政治风波会削弱资金和商品的自由交换，扰乱资金流动，抑制资本主义原本具备的生产力。更严重的是，这种环境的大范围破坏很有可能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引发全球农业衰退、海平面上升，洪水淹没世界各地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带，而且会导致经济和政治混乱。
虽然人们表达了充分的关注，但却没有足够清晰的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挑战，或者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解决，或它本身就存在内在的目标冲突。而气候变化问题具备上述各方面的特点。气候变化模型对于假设的一点微小变化都极其敏感，因此分歧很多。有些国家会说："好啊，你们造成的问题，现在要我们去解决。你们为什么不对头200年你们产生的二氧化碳赔偿呢？要是你们对我们进行补偿，我们就会遵守条约。"但要说服欧洲人和美国人进行赔偿，确实十分困难。（欧洲论坛）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怎样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以确保人们的健康水平不会在致富过程中不断下降？(亚洲论坛)
企业和个人中存在这样一个共识：环境问题是中国香港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而我认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共识，即我们需要净化空气。（亚洲论坛）
巴西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人们仍然继续砍烧亚马孙森林，这非常糟糕；但是另一方面，有人也在利用环境问题阻碍经济进步。例如，由于环境的限制，当前我们对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无计可施。建坝、铺路等事情在巴西都很难进行。我觉得这是对环境的过度保护。所以如果要关注环境，也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关注。（拉美论坛）
幸运的是，一些拥有严格环境法律和较高碳税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创新，有望消除困扰大多数与会者关于成本与绿色之间的权衡问题。举例来说，丹麦通过综合运用能源税、碳税、碳排放的配额，另加贸易体系、严格建筑法规和商标体系以及对风能与生物质燃料、新型"绿色"科技的补贴政策，在减少14%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保证了GDP40%以上的增长。
全球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的动荡暴露出了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人们逐渐聚焦于那些潜在的风险：旧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国际组织与新的世界格局之间的不匹配、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等。 在这种时刻，始终关注企业发展的哈佛商学院率先探讨了企业在当前经济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提出企业对改变世界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所代表的商业力量将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解决途经。《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观点作为一种探讨，将为研究当下世界变化的人提供参考。
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与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有些类似，尽管它并没有引发广泛讨论。地方利益和不恰当的定价对鱼类资源造成了致命性打击，地方政治利益使各地区难以在限制过度开发和可获得的配额方面达成一致，结果会最终造成对重要食物资源的破坏。由于过度捕捞问题涉及的国家较少，因此相对容易解决，但是由于西班牙和法国等国不愿意得罪商业捕鱼区的选民，目前为止过度捕捞这一公共资源的悲剧仍未解决。海洋污染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大片的海洋实际已经属于死海，据估算，太平洋中由塑料碎片堆积而成的塑料岛已经达数千平方英里。6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未来20年内不会造成严重经济衰退，也会对以捕鱼业为主的地区经济造成破坏。
淡水资源各地不同，紧缺而分布不均，定价机制也不完善。在水量丰沛的地区很廉价，而在缺水地区又非常昂贵。如果定价方案合理，国家内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有可能实现的，而国际间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则需要制定国际性条约框架。例如，人们已经对中东国家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合理定价和条约会明显改进地区间的水资源利用。幸运的是，这一地区在政策领域得到了中东国家间较高程度的合作（这种情况目前还非常少见）。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淡水资源问题造成激烈冲突是迟早的事。如不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甚至会演化为战争。
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和其他环境问题的处理方式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商品质量目标和成本目标是互相抵触的，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后来发现，对质量的认真关注也可以降低成本。同样，公司也逐渐明白，对水资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的关注也会减少生产成本。但是生产和交通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更复杂些。政府如何设计干预措施以规范公共商品，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所有参加论坛的商业领袖都表达了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当前资本主义的运转体系正在破坏环境，这会削弱资本主义体系的未来发展。一方面，过度监管造成的政治风波会削弱资金和商品的自由交换，扰乱资金流动，抑制资本主义原本具备的生产力。更严重的是，这种环境的大范围破坏很有可能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引发全球农业衰退、海平面上升，洪水淹没世界各地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带，而且会导致经济和政治混乱。
虽然人们表达了充分的关注，但却没有足够清晰的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挑战，或者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解决，或它本身就存在内在的目标冲突。而气候变化问题具备上述各方面的特点。气候变化模型对于假设的一点微小变化都极其敏感，因此分歧很多。有些国家会说："好啊，你们造成的问题，现在要我们去解决。你们为什么不对头200年你们产生的二氧化碳赔偿呢？要是你们对我们进行补偿，我们就会遵守条约。"但要说服欧洲人和美国人进行赔偿，确实十分困难。（欧洲论坛）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怎样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以确保人们的健康水平不会在致富过程中不断下降？(亚洲论坛)
企业和个人中存在这样一个共识：环境问题是中国香港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而我认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共识，即我们需要净化空气。（亚洲论坛）
巴西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人们仍然继续砍烧亚马孙森林，这非常糟糕；但是另一方面，有人也在利用环境问题阻碍经济进步。例如，由于环境的限制，当前我们对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无计可施。建坝、铺路等事情在巴西都很难进行。我觉得这是对环境的过度保护。所以如果要关注环境，也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关注。（拉美论坛）
幸运的是，一些拥有严格环境法律和较高碳税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创新，有望消除困扰大多数与会者关于成本与绿色之间的权衡问题。举例来说，丹麦通过综合运用能源税、碳税、碳排放的配额，另加贸易体系、严格建筑法规和商标体系以及对风能与生物质燃料、新型"绿色"科技的补贴政策，在减少14%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保证了GDP40%以上的增长。
本文摘自《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
全球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的动荡暴露出了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人们逐渐聚焦于那些潜在的风险：旧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国际组织与新的世界格局之间的不匹配、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等。 在这种时刻，始终关注企业发展的哈佛商学院率先探讨了企业在当前经济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提出企业对改变世界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所代表的商业力量将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解决途经。《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观点作为一种探讨，将为研究当下世界变化的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