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前门的钥匙（1）

　　1990年的一天，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游铭钧与前来拜访的徐万茂在北京他的办公室里见面。

　　徐万茂的来意，游铭钧当然知道，而且他也很想帮助徐万茂，不过他还是有些顾虑。游铭钧这个副司长是主管教材的。按理说，华茂的教学具产品应该算是他主管范畴内的。不过，教材传统上被人们认为就是课本，而教学具，这个产品游铭钧能不能管呢？见面之前，游铭钧苦思良久，最终很想做事的他得出了结论：要管！

　　但在见到徐万茂时，游铭钧还是提出了条件：首先教委要公正，所以徐万茂的同行都要到会；其次是华茂如果赚钱，要回报教育。而这就是华茂鉴定会的来由。

　　仔细梳理华茂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1988-1992年是徐万茂工作最为繁忙的几年，也是整个华茂企业大厦打下最为坚实基础的几年。这几年中，徐万茂推动着企业转型取得了进展：企业产品获得了国家教委的认可；建好了新工厂，把企业搬出四明山；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销售体系。因此，在90年代中后期，华茂迎来了第一个繁荣的黄金时代。

　　不过，从第一章里，我们其实只是了解了鉴定会的现场所发生的事，我们还不知道的是，在这个现场背后徐万茂付出的努力--一个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在1991年得到国家教委的信任，一定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的。为这一天，徐万茂付出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六上北京才得到实现。

　　游铭钧和徐万茂这一面，为徐万茂争取了两年时间。

　　我们已经知道，徐万茂之所以要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学校教育处于政府机构的全面管理之下。而徐万茂试图推广教学具在中小学劳技课上的应用，实际上是想改变整个国内劳技课教学的现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要走出销售上零敲碎打的局面，有一个全面的进展，就必须要获得政府的认可。除了个别学校尝试性的做法外，国家教委的肯定并向学校推荐，就是让所有学校进行采购的前门钥匙。

　　因此他必须说服一系列相关部门，取得所有机构的认同。而其中的过程之艰辛，非常人所能想象。

　　1989年，徐万茂带着同事们第一次北上，走访国家教委，但国家教委的官员委婉地建议他们找下属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央教科所），而在中央教科所，他们只得到了"留下联系方式、等待通知"的答复；在整整等了一周之后，中央教科所才来人听取了徐万茂就有关情况的介绍。而听完之后，也只是建议徐万茂带着同事们回宁波进一步完善产品。

　　明眼人都知道，这其实就是委婉的拒绝。

　　换成很多人，可能会因此放弃。因为委婉的拒绝背后，国家教委官员当时并没有被徐万茂和他的同事们说服这一事实是很明显的。但是徐万茂对这件事仍不放弃希望。在他看来，这种反应是因为他想做的事情太大，因此要付出格外的努力才行。所以回到宁波之后，他真的开始带着同事们开始完善产品系列了，一年之内，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增加了四五百种产品。

　　以这样的规模，在第二年年初，徐万茂又带着自己的设计团队二上北京，再次找到中央教科所的专家们。

　　人们说，一个人要做事的决心有多大，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他能坚持多久。一年之后的这种坚持，已经足以使中央教科所的专家们认为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对做教学具产品这件事是要动真格的了。因此他们从中央教科所再一次被推荐到了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

　　基础教育司的领导听完了徐万茂的介绍之后，并没有就此信任这个乡镇企业，只是再一次提出了要他们完善产品的要求。久历世事的徐万茂一听就明白，政府的官员们对他们这个乡镇企业仍然不完全信任。

　　徐万茂并没有因为这种不信任而恼火，长期主持一个企业的全面工作，已经使这个宁波人非常懂得换位思考，他知道他个人的这个梦想，不能只停留在他自己的内心之中。为了能和政府部门合作，他必须取得国家教委这个部门的信任，拿到进入学校这个教学具关键性市场的钥匙。而换位到政府官员的角度考虑，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本是一个与教育系统关系不大的企业，而当时社会上多的是倒买倒卖的皮包公司，因此也难怪官员们对商业公司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本文摘自《商学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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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宁波有这样一家“中国500强”，从制作竹制品起家，之后致力于开发孩子动手能力的劳技课教学具，而后多元化涉足国际贸易、房地产、化工等产业；40年来，它怀揣教育的理想，经商办学，踏踏实实地朝着目标一步步前进；如今，华茂集团已执业界之牛耳。
　　在现在这个崇尚发展速度、追寻商业奇迹的社会，究竟什么样的企业才是好企业？回溯企业的盛衰成败，我们发现，判断企业价值的标准远非营业额、销售收入或者利润，而是这家企业是否对社会产生了长久而积极影响。
　　如果以上述标准衡量，华茂集团绝对是一家值得称道的企业。追逐自己的追求而不求虚浮之名，究竟是怎样的经商之道，让华茂能够40年依然树木长青？又是怎样的教育理想，让其创始人徐万茂怀着一颗代代办学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