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和民粹主义（1）

　　目前为止，商业领袖们最广泛关注的、最重大的挑战就是资本主义运行中造成的收入和财富的极大不平等。各界管理者都担心这样的差距会滋生民粹政治，而且在有的地区民粹政治主义已经开始滋生。这种政治会导致严重而有害的政府干预，如政府对市场交易和成果的烦琐调控，政府征用和财产没收以及其他财产权益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能不愿意支持和保持资金流，最终导致可持续的自由市场经济离我们越来越远。对于大多数观察者来说，个人财富大幅度集聚、收入及企业价值的极端不平等（大多数地区中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在考虑通货膨胀影响后相对停滞）似乎已经激起了民粹主义运动和反对资本主义（当然还有资本家）的政治风波。

　　不同观察者提出的许多元素很适合这些复杂的情况。一些商业领袖指出了CEO收入过高，称在很多人看来，上千万甚至数亿美元的年收入从根本上就不合理。还有人指出，在特区（enclavecommunity），非常富裕的家庭在武装的保护下与世隔绝，在日益增加的绑架、勒索和武装抢劫中自保。其他论坛的与会者还提到，低收入地区的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感觉到，资本主义和企业的成功与他们毫无关系，也几乎没有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包括欧洲的管理者在内的与会者经常提到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第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增长，可以说，没有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中获益的正是那些政治体系、政府体系和社会体系都不能适应开放自由市场的国家。（欧洲论坛）

　　这个评论简明地表达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政府软弱无力或贪污腐败，就不会分享到市场资本主义的利益。一名亚洲高管也提到了这点，同时阐明了一种让人不安的观点：

　　这是一种重大挑战，世界因为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愈加繁荣。富者更富，在大多数情况下，穷者也变得富有了，但是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如今每个人都能看到大家是怎样生活的，看到别人生活得好，就会有一种被冷落感。我觉得这种情况对市场资本主义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如果大多数人都坚信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对他们来说无用或者不公平，那么这一体系就无法获得合法性和道德层面的信誉。（亚洲论坛）

　　一名欧洲与会者将公司治理和不平等联系了起来：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老论调：经理不应该赚到超过最低收入者收入40倍的工资。以前，股东只是委托经理从事经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则是股东力量日益增大。他们已经把经理变成了股东的一分子。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以及公司内部，把以前1∶40的规定变成了如今的几乎1∶500的原因。（欧洲论坛）

　　一名亚洲的高管尤其表达了对中国发展趋势的关注：

　　我们真的需要关注整体的收入分配，尤其要关注处于收入分布曲线两端部分的人群。在低端，我认为扶贫绝对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处理这个问题。在高端，我觉得稍稍有些不同。如果平均工资增长的同时，高收入一端伸出很远的话，我们可能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如严重的炫耀性消费、收入差异突出等，这确实可能造成不良认知。所以在市场运行时，不仅仅需要平均工资渐增，我们也要考虑帮助处于收入曲线低端的人群，同时处理高端人群收入过高的问题。（亚洲论坛）

　　另一个亚洲高管说，我们需要处理整体分布，而不是低收入部分：

　　当谈到差距时，与会者们提到了认知问题。这使我不禁思考，我们必须要管理整个收入分配。我们不断强调平均数在提高："你们应该高兴……每个人都好起来了，你为什么还总抱怨呢？"然后我们说："好吧，你之所以抱怨，是因为收入曲线的低端仍然非常低。"因此我们在解决低端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况稍有缓解，很多人在我们的努力下不穷了，但是这并不够。我们要去管理曲线高端。由于曲线高端越是伸展，问题就越是糟糕。所以我认为资本主义想要解决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就必须开始从学会管理整条曲线开始。（亚洲论坛）

　　有一种想法在欧洲回荡，即因社会不公进而引发政治问题：

　　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公众舆论不再接受一些财富阶层，因为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工人们的劳动付出基础上的。（欧洲论坛）

本文摘自《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

---

　　 全球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的动荡暴露出了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人们逐渐聚焦于那些潜在的风险：旧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国际组织与新的世界格局之间的不匹配、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等。 在这种时刻，始终关注企业发展的哈佛商学院率先探讨了企业在当前经济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提出企业对改变世界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所代表的商业力量将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解决途经。《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观点作为一种探讨，将为研究当下世界变化的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