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曲之殇：环境的“公地悲剧”
一场泥石流给舟曲县带来了灾难性打击。面对灾难，甘肃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舟曲之难主要源于“5?12”汶川大地震致使山体松垮，以及半年多长期干旱后的瞬间性强降暴雨。这固然是客观诱因，但长期以来的“环境破坏型”发展模式种下的恶果我们不能一再回避。面对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唯有反躬自省，才能避免更多、更大的悲剧。从“陇上小江南”到中国的泥石流多发区，舟曲县只用了短短半个世纪。据统计，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全县森林以每年10万立方米的速度削减。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保持9％以上的平均增速，支撑这一奇迹的是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而非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的提升。1994年，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撰文指出，亚洲奇迹的背后是要素投入的增加，而要素投入受制于“边际收益递减”法则，是不可持续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对这一发展模式的强烈警告，也揭示了“四小虎”的“纸老虎”真相。
其实，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有其必然性。其一，高素质的人才缺乏，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只好主要依赖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而这一低成本又主要来自扭曲的汇率、利率或劳动力、环境等资源价格。汇率和利率的扭曲就是麦金农（McKinnon）提出的“金融压制”问题。其二，经济腾飞初期，公众环保观念比较滞后，对物质文明享受的渴求远远压倒社会责任和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担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长期容忍这一模式，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挥霍大自然的赐与。目前，我国的环境压力已接近极限，与环境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据报道，居住在福建上杭的当地人十余年来不敢喝自来水（水源来自汀江），而是跑到几里外挑山泉水。而类似湘江污染之类的悲剧，给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带来的危害更是难以以货币价值去测度的。如果考虑到这些污染成本、健康成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含金量无疑是要大打折扣的。
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不去片面追求高增长，慢一些，也许会丧失一些“面子”，但却可以换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居民健康和幸福程度的提升。牺牲环境去发展经济，实为本末倒置的短视行为。实际上，我国已经认识到原有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了要转向可持续发展、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但是从认识到问题到解决问题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落差，屡禁不止的煤矿安全事故可谓典型。究其原因：第一，环境保护面临“公地悲剧”的难题。公地悲剧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经典案例：产权不明晰的公地，大家都会争相利用，最终导致土地被过度开发、价值丧失。环境问题同样如此，河流的产权属于典型的“公地”，如果政府不严厉打击破坏公共资源的行为，河流的命运不难想象。第二，环境保护存在“代际分配”的难题。资源既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但子孙后代并没有办法去影响环境资源的分配。唯一值得依靠的就是当代人的觉悟和责任感。第三，环境保护面临“搭便车”难题。由于一个人的力量对环境影响非常之小，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污染没什么大不了；反之，每个人也会认为自己为改善环境作出的努力起不到什么作用。
破解上述难题，唯有依靠政府的强制力和意志力。例如，中国人请客吃饭喜欢点很多菜撑面子，既浪费钱财又浪费饭菜，还破坏资源；酒店提供一次性牙膏、牙刷，也是很大的资源浪费。如果政府制定国家标准，对点菜浪费者和提供一次性牙膏、牙刷的酒店予以惩罚，相信很快可以收到成效。其实，这些做法在欧美国家已经成为惯例。
环保问题更是如此。一方面，政府必须对破坏环境者制定严格、可操作的惩罚制度，强化刑事责任追究。1998年到2002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只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我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违法犯罪的仅12起。2004年环保部直接处理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有14起，但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1起。另一方面，避免选择性执法，发现一起惩处一起。唯有强有力的惩处才能起到威慑作用。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强化环保部门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执法权威性，才能突破利益集团编织的强大保护网，把法律从条文变成惩恶扬善的利剑。
舟曲悲剧已经发生，在抢救幸存者、重建家园的同时，我们更加应该思考如何避免更多的类似悲剧在不同的地方上演。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是政府和全社会都要直面现行环保执法存在的问题，唯有坦诚自我解剖，才有突破的希望。
中国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开始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和种种社会问题，集中表现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幸福感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不升反降——不安全感、焦虑感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而且与日俱增。对一个国家而言，人民幸福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入反思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差距。刘胜军所著的《谁伤了你的幸福？》针对国人这种不幸福的生存状态，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出发，由现象到反思，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寻求解决的思路，进而探讨未来的改革之路。《谁伤了你的幸福？》适合公司白领、企业高管、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参与者、关心个人生存环境的普通读者。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保持9％以上的平均增速，支撑这一奇迹的是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而非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的提升。1994年，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撰文指出，亚洲奇迹的背后是要素投入的增加，而要素投入受制于“边际收益递减”法则，是不可持续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对这一发展模式的强烈警告，也揭示了“四小虎”的“纸老虎”真相。
其实，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有其必然性。其一，高素质的人才缺乏，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只好主要依赖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而这一低成本又主要来自扭曲的汇率、利率或劳动力、环境等资源价格。汇率和利率的扭曲就是麦金农（McKinnon）提出的“金融压制”问题。其二，经济腾飞初期，公众环保观念比较滞后，对物质文明享受的渴求远远压倒社会责任和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担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长期容忍这一模式，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挥霍大自然的赐与。目前，我国的环境压力已接近极限，与环境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据报道，居住在福建上杭的当地人十余年来不敢喝自来水（水源来自汀江），而是跑到几里外挑山泉水。而类似湘江污染之类的悲剧，给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带来的危害更是难以以货币价值去测度的。如果考虑到这些污染成本、健康成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含金量无疑是要大打折扣的。
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不去片面追求高增长，慢一些，也许会丧失一些“面子”，但却可以换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居民健康和幸福程度的提升。牺牲环境去发展经济，实为本末倒置的短视行为。实际上，我国已经认识到原有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了要转向可持续发展、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但是从认识到问题到解决问题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落差，屡禁不止的煤矿安全事故可谓典型。究其原因：第一，环境保护面临“公地悲剧”的难题。公地悲剧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经典案例：产权不明晰的公地，大家都会争相利用，最终导致土地被过度开发、价值丧失。环境问题同样如此，河流的产权属于典型的“公地”，如果政府不严厉打击破坏公共资源的行为，河流的命运不难想象。第二，环境保护存在“代际分配”的难题。资源既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但子孙后代并没有办法去影响环境资源的分配。唯一值得依靠的就是当代人的觉悟和责任感。第三，环境保护面临“搭便车”难题。由于一个人的力量对环境影响非常之小，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污染没什么大不了；反之，每个人也会认为自己为改善环境作出的努力起不到什么作用。
破解上述难题，唯有依靠政府的强制力和意志力。例如，中国人请客吃饭喜欢点很多菜撑面子，既浪费钱财又浪费饭菜，还破坏资源；酒店提供一次性牙膏、牙刷，也是很大的资源浪费。如果政府制定国家标准，对点菜浪费者和提供一次性牙膏、牙刷的酒店予以惩罚，相信很快可以收到成效。其实，这些做法在欧美国家已经成为惯例。
环保问题更是如此。一方面，政府必须对破坏环境者制定严格、可操作的惩罚制度，强化刑事责任追究。1998年到2002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只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我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违法犯罪的仅12起。2004年环保部直接处理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有14起，但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1起。另一方面，避免选择性执法，发现一起惩处一起。唯有强有力的惩处才能起到威慑作用。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强化环保部门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执法权威性，才能突破利益集团编织的强大保护网，把法律从条文变成惩恶扬善的利剑。
舟曲悲剧已经发生，在抢救幸存者、重建家园的同时，我们更加应该思考如何避免更多的类似悲剧在不同的地方上演。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是政府和全社会都要直面现行环保执法存在的问题，唯有坦诚自我解剖，才有突破的希望。
本文摘自《谁伤了你的幸福？》
中国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开始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和种种社会问题，集中表现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幸福感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不升反降——不安全感、焦虑感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而且与日俱增。对一个国家而言，人民幸福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入反思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差距。刘胜军所著的《谁伤了你的幸福？》针对国人这种不幸福的生存状态，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出发，由现象到反思，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寻求解决的思路，进而探讨未来的改革之路。《谁伤了你的幸福？》适合公司白领、企业高管、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参与者、关心个人生存环境的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