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经济学思潮和发展经验的简要回顾（1）

　　人均收入可持续增加和经济可持续增长（这种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特征）的过程是现代以来才发生的。从亚当.斯密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放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好方法。他们假设，在那些繁荣的经济体中，所有关于资源配置的决策都由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中互动的个体做出。价格机制不仅决定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还决定为谁生产。家庭和企业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却使他人和整个社会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尽管自由放任的主张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但它仍然在所有国家都成为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框架并持续了好长时间。这一理论框架确实提供了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真知灼见，但却忽略了连续的、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区别现代经济增长和前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之处（Kuznets ，1966）。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沿着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两条彼此相关却又独立的路径前进着。尽管一些现代增长理论的关键要素（竞争性行为，均衡动态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收益递减的可能性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已经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出现（Ramsey 1928; Schumpeter 1934），但是系统性的建模工作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开始，在那时，一些开拓者使用一些基本变量构建了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般模型。Harrod (1939) and Domar (1946)引发了大量基于这些路线的研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Solow-Swan模型激起了第一波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分析的浪潮。这波研究浪潮的目标是理解增长的机制、识别增长的决定因素、发展增长核算技术，而这些都有助于解释经济政策的作用。这一批研究者们强调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这些模型中的一个重要预言是条件收敛，这一预言以资本收益递减的假设为前提，意思是穷国的每工人平均资本更少（相对于其长期或稳态每工人平均资本水平），所以穷国可以增长得更快。尽管这一假设使得模型得出了条件收敛的重要预言，但它仍然看起来很奇怪，因为，技术，这一决定一国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却被这些模型排除在外(Lin and Monga 2010)。

　　因此，就需要对技术变迁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关于技术变迁的研究就形成了一波新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浪潮。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假定技术是非竞争性的----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跟资本和劳动大不相同，它可以在边际成本为0的情况下被他人无限使用(Romer 1987, 1990; Aghion and Howitt 1992)。然而，重要的是下一个逻辑环节，我们需要对技术的公共品属性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把它看做一个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这波研究对技术做出重新分类，不仅仅把技术当做一个公共品，还把它看做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私人控制的物品。然而，把它看作是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因而给予它某种程度的可排他性或私人专用性，不足以保证生产和使用它的激励是社会最优的。因此，技术市场偏离完全竞争是必要的。这种偏离导致了高的方法论回报。新古典增长模型把技术和要素积累看作外生的，而内生增长模型则通过新思想的形成解释了技术随时间增长的原因，并为技术边界模型（models of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提供了微观基础。

本文摘自《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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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思想则是内生于探索稳定增长策略的过程。林毅夫编著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为研究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政策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