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证主义的创造性（1）

　　1994年，当时的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进行了一次常规血检，但检查的结果却让人感到担忧：PSa（前列腺特异抗原）指标为5，这表明在他的前列腺内可能存在一个方糖大小的肿瘤。医生建议格鲁夫首先去看泌尿科医生。大多数人会按照这一建议去做，但这并不是安迪-格鲁夫的做法。相反，他开始阅读医学科学家为医学科学家撰写的科研论文。格鲁夫对文中数据进行了深入研究。PSa检测结果真正表明的是什么？这种生物化学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前列腺癌的统计数据是多少？各种治疗方式的优缺点是什么？此外，他还决定对“测试结果进行测试”，以确定所阅读文献中的数据是否可靠。同时，为确定实验室的检测变化度，他还将血液样本送到不同的实验室。在做完所有这一切之后，格鲁夫才联系了泌尿科医生。

　　但即便如此，格鲁夫也没有按照医生的建议来制订治疗计划。在进行了核磁共振检查和骨扫描之后，他对治疗方案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直接透过第一手资料寻找原始数据。他按照一本前列腺癌参考书的文献目录对所引述的论文进行了搜集，并逐一阅读；然后，他又对该书出版后6到9个月内发表的科学文献进行了搜集，并从这些出版物中获得了更多的引述论文。在白天，格鲁夫仍是公司兢兢业业的首席执行官，而在晚上，他则对各种治疗方案进行研究，绘制数据图表，参照不同的研究结果，试图弄清楚所有的问题。他通过研究发现，医疗界对于各种癌症的治疗方案存在激烈争论。格鲁夫最终意识到，他必须要绘制自己的决策树，确立自己的概率方程，并确定基于自己所搜集数据和逻辑结论的治疗方案。“作为病人，你的生命和健康依赖于一种一致意见。”他后来在《财富》杂志撰文表示，“我意识到我必须要自己做一些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活组织切片检查表明格鲁夫体内存在一个中等程度的恶性肿瘤。之后，他又把精力放在了接下来的治疗方案上。通常而言，癌症治疗涉及一个不同的组合方案——切除（外科手术）、灼烧（放射疗法）或以毒攻毒（化学疗法）；而每一种选择都有不同的副作用、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生存概率。此外，医生对某一特定治疗方案通常也都有着自己的偏见，这主要是受其专业的影响（在锤子眼中，它所看到的一切都像是钉子）。对于传统手术疗法、冷冻手术疗法、体外放射疗法、种子疗法、高剂量率放射疗法和综合疗法，各有各的支持者。传统观念倾向于手术治疗，但基于自己所搜集的证据，格鲁夫却选择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疗法（综合放射疗法）。后来，格鲁夫回忆说：“我决定按照自己的牌赌一下。”

　　现在，你或许会想：“天哪，这是一个多么傲慢的傻瓜！他竟然挑战整个医疗机构，他以为他是谁啊？”但换一种思维方式：格鲁夫发现医疗机构本身就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而医生之间也存在着不同意见。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不稳定状态和分歧也显得越来越明显。假设格鲁夫摔断了一条胳膊，如果不存在治疗上的不确定性，如果不存在死亡风险的情况，那么他不会花费数百个小时来绘制数据图表。但由于面临严重的后果以及严重的不确定性，格鲁夫选择了所有10倍速领导者所选择的方案，直接转向实证证据。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转而求助于其他人——权威人物、同行、群体规范，以期从他们那里获得前行的基本提示。而与之相对，在不确定的环境中，10倍速领导者则不会按照传统经验设定他们的前行路线，也不会因循其他的做法，亦不会盲目听从权威人物和专家的建议。他们首先求助于实证证据。

　　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为了保持对立和独立而刻意地保持对立和独立。重要的是通过实证来夯实这种思想上的独立，来确认这种创造性的本能。这里的“实证”，是指依赖直接观察、开展实用实验和（或）直接接触证据，而不是依赖于某种观点、突发奇想、传统智慧、权威人物或未经检验的概念。这种基于实证主义的基石可以让10倍速领导者采取大胆且具有创造性的举措，而且风险可控。就自己的癌症治疗方案而言，安迪-格鲁夫采取的方法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甚至是具有创造性的，但这与他所掌握的证据及其缜密的思维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摘自《选择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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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卓越》不同于柯林斯先前的著作，这是因为它的关注重点不仅仅在业绩表现上，还在时下领导者所面临的不稳定的环境类型上。基于超过20人的研究团队，柯林斯和汉森对那些在充满巨大力量和急剧变革——这都是领导者所无法预测或控制的——的环境中取得卓越成就的公司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颇具争议性，亦让人感到吃惊。比如，最优秀的领导者并不比对比组公司的领导者更具冒险精神、更具远见或更具创造性；他们更恪守纪律，更注重实证验证，更为焦虑。
　　在一个混乱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创新本身并不是一张王牌，更重要的是适度创新的能力和将创造性与纪律相结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