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个与众不同的金融界老前辈

　　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在买办界中绝对称得上独树一帜。王老先生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别具一格的穿衣打扮。当上海滩其他买办都以穿西装、剪发辫、拄文明棍为荣的时代，王槐山却始终坚持以长袍马褂、瓜皮小帽、粉底缎靴和长旱烟管的经典造型亮相，鲜明的“王氏风格”让所有业界中人印象深刻。身在洋场，王槐山竟然还保留着年终谢财神，新春接财神的传统商业习惯，这也是买办同行们茶余饭后会心一笑的段子。更为惊奇的是，身为华商和外商的中间人，王槐山竟然一句英文都不会说，走到哪里谈生意都必须随身带着一位翻译。那么王槐山是如何当上买办的呢？
　　三余钱庄跑街王槐山
　　要说起当买办的事情，还得从王槐山是怎么当上钱庄的跑街说起。从中国钱庄工作人员到外资银行中介人员，这两个身份之间的转换是当时上海滩比较常见的“鲤鱼跃龙门”模式。在平民眼中，谁能在钱庄“扑腾”，就算了不起的一条“大鲤鱼”了。如果谁能侥幸搭上洋人的关系，成为买办，开汽车、住洋房，那就如同“鲤鱼”完成了“跳龙门”般的飞跃。
　　王槐山，浙江余姚人，十几岁便到上海滩来闯荡，平时帮人干些杂活来填饱肚子。关于王槐山是如何当上钱庄跑街，有一段很有“民间故事”色彩的市井传闻。
　　话说一次王槐山回老家的时候，在路上捡到一个包裹。他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里面全是金条！这对于一个穷小子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换了是别人，早就裹了钱财跑了。可是王槐山本性忠厚老实，并不是什么贪便宜的人，他站在原地足足等了一天，才等到了包裹的失主。
　　失主不是别人，正是当时上海赫赫有名的三余钱庄的余老板。财产失而复得，余老板对王槐山千恩万谢，还当场拿出包裹里的两根金条，要送给王槐山。一包裹的金条都不要的人，能对两根金条动心吗？王槐山自然是谢绝了。余老板见这个小伙子如此厚道，便又换了一种感谢他的方法：“小兄弟可愿到我的钱庄去做跑街？三余钱庄虽不是什么大商行，可也能保你与家人衣食无忧。”一心想凭真本事吃饭的王槐山欣然答应了余老板的请求。这样，他便当上了三余钱庄的跑街。
　　事实证明，这段传闻确实只是传闻而已，是王槐山发了财、出了名之后，好事者编撰的发迹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而已。实际上，更多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上海三余钱庄的余老板不是别人，而是王槐山的亲舅舅。
　　王槐山能够进入汇丰银行，并担任第一任买办，与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洋人大班（旧时称洋行经理为大班）麦克利大有关系。两个人的交往从一开始的泛泛之交到后来的患难见真情，还真有着戏剧成分在里面。王槐山在为汇丰银行服务之前，因为自己是三余钱庄的“跑街”的身份，认识了时任会德丰洋行大班的英国商人麦克利。
　　“跑街”是上海话，放到现在来说就是推销员的意思。王槐山担任跑街的工作时间长了，交际的本领自然颇为圆熟，加上他身在钱庄，经常需要与洋人打交道，对外国人并不陌生。
　　王槐山命运的转折点
　　真正把王槐山和麦克利的命运栓到一起的事件是一次借债。当时麦克利还是老牌英资洋行会德丰的大班，他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香港的英商有组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打算，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发展机会。在会德丰做大班固然好，但如果能在新开的银行入股成为股东的话，那就更好了。于是麦克利打算尽快回到英国筹集股款，好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初，成为第一批股东。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一心想做银行股东的麦克利临行之前才发现自己当时连漂洋过海回国的路费都不够。他先向自己所在洋行的买办叶吉庆借款，不料遭到了对方的婉拒。从自己最熟悉的同事那里都借不到钱，麦克利感觉十分丧气。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口向三余钱庄的王槐山提出借款的意思。本来麦克利是做好了失败的准备的，毕竟王槐山与自己只是业务上有联系，并没有熟悉到可以随便借钱的地步。没想到王槐山十分仗义，当他听完麦克利的打算，在别人都不肯借债给麦克利的情况下，竟然点头允诺了。
　　麦克利向王槐山借2000两银子，可当时王槐山的私人积蓄只有1000两。为了完成自己的承诺，他不但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还挪用了钱庄的部分客户的长期存款才算凑够了2000两银子。正是这一次慷慨解囊，普通钱庄的跑街王槐山的命运有了转折点。
　　如果麦克利按照自己承诺的那样少则九个月多则一年就及时回到中国，并还上向王槐山借走的银子，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可是他一走两年，杳无音讯，可把王槐山给坑坏了。钱庄年终结账，余老板发现了王槐山私自挪用公款的事情。虽然老板很重视这个老实人，但是钱庄有钱庄的规矩，王槐山只能接受“永不录用”的现实。失去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信誉的王槐山很是落寞地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浙江余姚老家赋闲。王槐山离开上海了，但他挪用钱庄现银救济朋友的事情，却在上海滩传得满城风雨。
　　两年之后，麦克利从英国返回上海，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王槐山。当他听说王槐山因为借给他银子而失业之后，很是愧疚，就亲自去浙江余姚请王槐山出山，担任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买办。原来，他回英国的路费是用不着那么多钱的，可是因为他想入股汇丰银行，才有了向王槐山借款的事。
　　如今麦克利以汇丰银行首任大班的身份返回上海了，雇佣的买办当然要找他最信得过的中国人。这样，根本不懂英文的王槐山才破例成为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只是当上买办还不够显示麦克利报恩的决心，没有任何条件、无需任何担保就让王槐山坐上首席买办的位置才是麦克利的大手笔。
　　王槐山成为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的曲折经历，成为上海滩的商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经典段子。许多人都认为，他做成这个买办，好运气占了很大一部分。想想看，拾金不昧当上跑街，救人于水火当上买办，这不正是运气使然吗？
　　没错，运气对人一生的命运来说，有时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当时，一个人若想当上买办，或是在金融行业工作，还要受到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外国商人又对中国的市场形势不甚了解。所以，在开设商行、银行等金融机构时，外商必须聘请熟悉本地市场行情的人来跑业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王槐山做过跑街，熟知上海滩的钱庄运营模式，请他做买办，麦克利也是看中了他丰富的经验。
　　因为买办的“钱途”光明，所以想要成为买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业内对一个理想的买办并没有详细的衡量标准，但是有几个公认的原则却是买办必须具备的。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能熟练运用英语与外国人交流，这对于王槐山来说可以破例，但对其他的买办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成为买办的第二个标准就是拥有拓展业务的能力。这一项与会说英语几乎同样重要，只有具备一定的财产、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人际关系的商人才有可能胜任一个买办的工作。洋行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中国通”般的翻译，更需要借助买办的人脉来帮助自己联系业务、招徕生意。
　　香港太古洋行的第一任买办莫仕扬就曾被外商给予高度评价，对方盛赞莫仕扬“我毫不怀疑他至少值五万大洋，还可能更多。虽然他的英语说得不很好，但其富有，并是当地资格最早的大买办之一，有大面子”。①[]莫仕扬就是凭借自己在华商与外商之间的“大面子”，使得莫家祖孙三代成为太古洋行实际当家人，控制了这家洋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买办候选人是否值得信赖，也是能否成为买办的重要指标。像王槐山这样与外商大班之间有着非同寻常交情的情况实在是稀有，所以有一个洋行所信赖的华商充当介绍人，并愿意作保是中国人成为买办最为常见的途径之一。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实力雄厚的华商的一封推荐信可以向洋行推荐一个买办。不过，随着买办的地位越来越高，一封介绍信已不足以担当这重任了。想做买办的人必须有一个或者几个担保人书面作保，还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才能进入洋行做事。这样一旦这位买办利用职权耍点什么不光彩的手段，洋行就可以直接找担保人索赔。担保人付出了信用和金钱的双重保障，好处是可以拿到自己所担保的买办每年净收益的1/5。
　　除了找人担保之外，更为可靠的方法是自己给自己担保，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家道殷实的席正甫走的就是这条路。他本来就是钱庄的主人，能来汇丰银行来做助理买办，也算是屈尊而至了，而银行对这类买办也是最为欢迎的。
　　一个称职的华人买办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中国人更容易了解中国金融界复杂的现状——当时中国的钱钞票据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就连市面上流通的现银真伪也完全靠技术纯熟的钱庄工作人员进行鉴定。所以，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成为外国银行必须倚重华人买办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与在华的外资银行打交道的客户是中国本地的商户们。他们的信用度如何、实力如何，若非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帮忙，外资银行想靠自己把这些情况搞清楚还真非易事。
　　明白当年外国银行挑选买办的条件，我们大概也就了解了王槐山是何其幸运，如何不走寻常路成为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了。但麦克利这样的人可不是冤大头，他选择王槐山来做买办并非完全处于报恩的心理，更重要的是王槐山在做生意方面确实有可取之处。通过以往打交道的经验，麦克利深知王槐山做过跑街，熟知上海滩的钱庄运营模式，请他做买办，也是看中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
　　事实证明，麦克利这位洋人选择王槐山做买办算是选对了人。此君既有中国人传统的忠厚老实的品质，又有着生意人特有的精明老道，善于与人交往，拉拢关系。也正是因为他诚实守信，为人厚道，许多钱庄的老板都愿意与他所在的汇丰银行有生意上的往来。
　　有人说，汇丰银行在上海的历程始于两笔充满了冒险精神的投资。麦克利借钱入股汇丰算是第一笔风险投资，而王槐山冒险借钱给麦克利就算是第二笔非正式的风险投资了。换句话说，麦克利投资的是生意、是汇丰、是银行业在中国的前景，而王槐山投资的是人、是麦克利这个洋人，是洋人在中国社会的前途。这样一来，看似冒险的举动实则是两个精明的生意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其回报远高于最初的投资。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的确是一场“双赢”的投资。王槐山赢了，他不但得到了汇丰银行首任买办的职位，得到了不菲的月薪，还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积攒下了百万家业；麦克利也赢了，他得到了王槐山这个熟悉中国钱庄业务的本地人的帮助，使汇丰银行在上海的业务得以顺利展开，与本土的钱庄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王槐山在汇丰银行大展拳脚
　　因为与汇丰银行大班非同一般的关系，麦克利对王槐山极为信任，连库房钥匙都交给王槐山保管。有道是“县官不如现管”，王槐山利用自己对钱庄业务的熟悉以及汇丰银行的牌子做起了洋厘生意。具体是这样的：王槐山看到汇丰银行每天都会有多余的拆票①[]不用入库，他就趁机把这些拆票放款给钱庄，并以自己的信用作担保，开始承兑②[]钱庄的庄票。这一做法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自己一点本钱都不用出，还能获得不菲的利润，老实人胆大起来也很让人“敬畏”。王槐山的做法在当时的银行界应该属于“创举”，用行话来说，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
　　不久，汇丰银行察觉了王槐山搞的“猫腻”，这让王槐山颇感忐忑。自己已经被钱庄开除一次了，如果这次再被银行开掉，那后半辈子就没法在上海滩混了。没想到的是，汇丰银行早就有控制上海钱庄进而控制整个上海金融界的打算，只是苦苦找不到切入点罢了。因为外资银行知道，想要迅速渗透中国的金融市场，必然要与钱庄打交道。如果不能一个回合就“打倒”钱庄的话，就只能加以利用，以钱庄为媒介，达到逐步控制上海金融界的目的。而王槐山的“再贴现”给了他们灵感，这可是个好机会！
　　于是，幸运的王槐山不仅没有被开除，反而在东家的支持下大规模地向钱庄放款。因为是独家业务，汇丰银行买办间的业务量猛增，逐渐形成了上海钱庄的流动资金大多来自汇丰银行的局面。有了汇丰银行雄厚的资金支持，上海的钱庄业也更加红火，可是红火的背后却是受制于人。明眼人都知道，一旦汇丰银行突然收回本金，很多钱庄立刻就会陷入周转不灵、信用崩盘的风险中。不久之后，其他外资银行如英国的有利、法国的汇理、日本的正金等纷纷效仿汇丰银行竞相聘请精通中国钱庄业务的华人买办，开始通融拆票、通行庄票的业务。
　　老牌的洋行们自然不会甘心看着汇丰银行等后生晚辈独自发财，他们很快也转变了思路，跟着做起了拆票的生意。像著名的老资格英资洋行——怡和洋行就在1868年转型，在大买办唐廷枢的张罗下向钱庄拆票了。怡和是远东地区最大的英资财团，也是首家在上海开设洋行的欧洲公司，它的一举一动无不受到其他银行的关注。唐廷枢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买办，有他在前面做先锋，跟风的洋行和买办越来越多。
　　当时，上海怡和洋行的经理约翰逊对唐廷枢的这一举动是大加赞赏，他还把这件事写在公函当中，发给香港怡和洋行总部。约翰逊在公函中不无得意地炫耀道：“我发现有时候可以把我们的现金结余投放到中国钱庄的庄票上去。这种庄票在三至七天的短期内就能兑现，利率是从12%~15%不等。我认为相当安全，因为我对任何一家钱庄庄票的贴现都不会超过10000两或15000两……”[]他在公函的后面也没有忘记唐廷枢的功劳，很客观地表示“我知道这种生意的成功全赖我们买办的聪明和可靠”。[]
　　以我们如今的眼光来看，在买办这个职位上，唐廷枢无疑做得比王槐山要成功得多。但在当时，唐廷枢得到英方老板赏识的地方正是效仿王槐山首创的拆票法，说明王槐山到底还是有两下子的。
　　所有在上海打拼的浙江老乡都知道汇丰银行的王槐山乐善好施，有了难处向他开口总没错。上海的钱庄老板们也都知道王槐山就是钱庄跑街出身，对自己以前的老本行颇为留恋，只要是钱庄向他求助，他都是尽可能满足。甚至遇上经营不善的钱庄向他求援，他还会派出一些熟悉金融的朋友去帮助这些钱庄整顿管理、改善经营。由于王槐山派出去的金融人才也大多是浙江绍兴人，所以他在上海钱庄业的关系网经营得相当牢固。
　　再说王槐山由本来偷偷摸摸地放款到光明正大地挣钱，前后六年时间，就给自己赚了8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他没有把这些钱投在上海，而是依照衣锦还乡的指导思想，把银子全部都汇到家乡余姚购买了田产。除了购房置地，王槐山还创办了一个怀德义庄，在家乡大办慈善事业，乡邻们对这位老乡的评价自然是极高的。
　　只不过，在老家评价高不等于王槐山就事事顺利了，比如，不会说英语这件事，就是他与东家的一块心病。平日里，只要遇到需要跟洋人沟通的情况，王槐山必须有翻译在旁，否则便无法沟通。而他最初聘请的几个会说洋话的伙计又大多不懂得洋行业务，所以在翻译中常出现偏差，这让王槐山很恼火。最后，为此事焦头烂额的王槐山找到了自己的老相识——沙逊洋行的买办沈二园，请他帮自己物色一个既会说英语又懂钱庄业务的得力助手。
　　席正甫年轻有为，自己开着钱庄不说，一口英语也说得相当流利，完全符合王槐山对助手的期许。所以当王槐山向沈二园寻求帮助的时候，席正甫人生最为重要的机遇来临了。他即将展开自己在汇丰银行、在上海金融界多姿多彩的“黄金时代”。

本文摘自《缔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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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正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在做跑街时，就促成了汇丰银行给清政府的巨额借款，开辟了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新纪元，同时成为汇丰银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鸿章和左宗棠争相结交的座上宾，是盛宣怀和胡雪岩的“死党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斗，江苏洞庭席家金融帝国的缔造者……
　　本书从席正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晚清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话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