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买办圈也有帮派之分

　　想要理清楚洋行、银行与钱庄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不经过仔细琢磨还真不好弄明白。套用一句比较老套的定律，就是“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洋行、银行与钱庄的关系也是如此。
　　早期外国资本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时候，自然是钱庄独领风骚。随着代表外商贸易立场的洋行在中国站稳脚跟，钱庄逐渐从洋行的帮扶者变成了附庸品，独立自主的地位在不经意间慢慢下滑着。自从1860年外国银行这种更加专业的金融机构介入中国的资金流通领域之后，它们凭借更为强大的资金优势和更加精细的工作模式，把洋行和钱庄都挤到旁边，成为三者之间当之无愧的主导者。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钱庄已经没落了，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了呢？也不全是。钱庄作为中国本土的代表性金融机构，其生命力还是相当顽强的。外商银行的兴起的确使它们面临危机。但危机不单意味着危险，还意味着机遇。面对金融行业的激烈竞争，中国的钱庄并没有一败涂地，而是抓住机会与外商银行进行业务合作，当然，其中洋买办的牵线搭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上海金融界，钱庄利用买办，逐渐与外商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绝非不少见。那时，中国的钱庄常常通过向外资银行拆借的方式取得短期贷款，结果不仅缓解了自身资金不足、周转不畅的难题，还使中国钱庄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得以提升。
　　与早前进入中国的洋行一样，刚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外资银行，对中国的风俗习惯、货币情况、票据流通制度等不甚了解，再加上语言差异，要想快速开拓市场十分困难。而买办与华商、外商以及中国金融机构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熟悉中国的市场、人情等。所以，它们决定聘用华人为买办，让买办充当其拓展业务的媒介。
　　于是，在上海滩，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增多及其业务的拓展，一些声名显赫的银行买办世家也渐渐形成。
　　席正甫没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保守思想，当他发现在外国银行做事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之后，毅然抛下钱庄老板的身份，进入汇丰银行，做了王槐山的个人助理。正是有了这个决定，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以席正甫为核心的洞庭东山席氏家族成为中国金融界中影响力巨大的一个买办之家。在整个上海金融圈中，席正甫的名望非同一般，这不仅因为他本人在汇丰任买办一职达30年之久，还因为他的提携、帮助，席氏家族众多成员都成为十里洋场赫赫有名的买办。可以这么说，在席家的支撑下，整个洞庭东山帮的势力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时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商业势力。
　　在买办这个阶层刚刚出现的时期，洞庭席氏买办家族还没发达。当时驰骋洋场的是浙江宁波帮、广东香山帮等几个实力雄厚的地域性买办群体以及少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大买办。也就是说，在席正甫之前，中国的买办圈已经有了相当于少林、武当这样的比较成熟的帮派，并且这些帮派当中还没有江苏东山商人的一席之地。
　　买办圈的领头羊——广东帮
　　中国最早的买办诞生在广东，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质疑。原因很简单，早在17世纪晚期的康熙年间，时任广东巡抚的李士祯就在当地颁布了一条公告，指明了凡是身家殷实的人只要每年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额的白银，就能以官商的身份承揽对外贸易。此公告一出，广州的富人们蜂拥而至，纷纷要求承揽对外贸易事宜。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乾隆爷更是下了一道圣旨，将广州定为唯一合法的通商口岸。这样一来，所有的对外贸易只能集中在广州一地，史称“一口通商”。曾经的广东巡抚也好、乾隆皇帝也罢，估计他们做出把广州定为“特权贸易区”这一决定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此后的一百年，仅此一地就向国库贡献了至少40%的关税收入，甚至具备了万岁爷的“小金库”的功能。
　　其实，在决定谁来和外国人打交道、谁有资格与洋人做买卖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清政府经过内部协商之后，指定了一些商人以中介的身份同外商进行贸易，并把“以官制商，以商制夷”作为指导思想来约束这批中介商人。时间长了，指导思想逐渐被人们遗忘，曾经的中介商人们却利用自己通晓英语、熟知洋务的优势，游走在外商和华商之间，成为独具特色的买办群体。
　　这群由中介商人而演变为买办的富人们开设的商行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广州十三行”。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拥有商业特权的官商团体，它由多家商行和洋行组成。有了“政府指定专营”的特殊背景，广州十三行自然而然享有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为广东帮买办的成长提供了基础。
　　“广州十三行”又叫“洋行”“外洋行”或者“洋货行”，数量并非固定的十三家商行，而是随着市场的波动减少或者增加。多的时候，这个数目达到过四五十家，少的时候仅剩下四五家。比较有名的诸如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广利洋行、同孚洋行、东兴洋行、天宝洋行、顺泰洋行等。这些洋行随着中外贸易量的剧增逐渐声名鹊起，形成了以广东人为主的一个买办群体，大商人潘振承、伍秉鉴、卢观恒、叶上林等人很快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广州也从此时起有了潘、卢、伍、叶四大买办豪门。
　　广东帮的买办又以香山籍的居多，而且这些买办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以郑观应来说，这位由买办转换为民族资本家的大能人出身于买办世家，与唐廷枢家族有着牢不可破的姻亲关系，与徐润家族更是百年世交。这样一来，同乡、同业兼亲朋好友的组合自然会在事业中相互提携。
　　美国学者郝延平先生就曾注意到，“绝大多数中国买办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以前，都是来自广州的”[]，而且“在广州买办中，许多人是香山县人”[]，“‘香山人’这一名称甚至被看作是‘买办阶级’的同义语”[]。近代第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政论家王韬也在其著作《瀛壖杂志》中提到，直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洋行的买办仍然“半皆粤人为之”。虽然最早的买办大多是广州人，但不等于说广州人只会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闷头发财。他们会根据洋行的发展、洋人的需求去天津、上海等地与同乡好友继续合作、继续风光。
　　怡和洋行的伍秉鉴就是最早前往上海的一批职业买办。旗昌洋行、宝顺洋行紧随其后，也来到上海设立分行。后来，很有名的买办唐廷枢、徐润均随行。伍秉鉴拥有雄才大略，善于经营，其个人财富在顶峰的时候一度达到了2600万两白银，是他所处时代的世界首富。据说同时代的美国首富才不过只有700万两白银的资产。
　　广东买办们走出广东之后，把上海当作他们最为重要的表演舞台。一段来自1879年9月5日《申报》的记述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广帮为生意中第一大帮，在沪上尤首屈一指。居沪之人亦推广帮为多，生意之本惟广帮为富。”[]尤其是清末，到上海做生意的广东人已经达到17万之多，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到处都能听到粤语，恍若身在广州。以至于上海一度被称为“小广东”。
　　除了上海之外，天津的各大洋行、外资银行的买办当中，也有不少从广东千里迢迢北上的香山人。像梁彦青和陈祝龄、郑翼之、陈子珍、罗道生、严兆祯等人，都从香山而来，分别服务于天津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仁记洋行、华俄道胜银行等外资公司。
　　后来者居上——宁波帮
　　在广东帮的全盛时期，来自浙江的宁波帮也在悄然而动，静待异军突起的机会。早在明清时期，中国的商业活动领域就有了“十大商帮”的叫法，宁波帮与山西商帮、安徽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等著名的商帮并列排在一起，毫不逊色。因为宁波帮的买办占据了浙江籍买办的百分之八九十，所以一般情况下，提到浙江籍买办就等于在说宁波买办。
　　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长江三角洲的南端，是浙江省境内的第二大城市。因为旧时的宁波府曾下辖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等六县，所以后来经商者凡是出自这六县的商人，都以“宁波帮”自居。在清代乾隆年间，宁波海商的活动区域就超出了长江流域，经营着合法而颇有规模的对日贸易。鸦片战争之后，宁波帮更是凭借自身作为开埠城市的便利条件，迅速适应了新兴的对外贸易，开始出现买办群体。
　　宁波买办与香山买办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出身低微、文化程度有限。香山的唐廷枢、徐润、容闳、郑观应等人都是大户人家出身，有的在海外留过学，有的到香港接受过系统的英式教育，文化层次最低的也在当地接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每个人都是时人眼中的“大知识分子”。尤其是容闳，他是美国名校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有着“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反观宁波帮的买办多为平民出身，大都经历过从学徒到跑街，进而跻身为买办的艰难成功路。这一点倒是与席正甫的经历颇为相似。比如著名的宁波帮买办朱葆三、虞洽卿、叶澄衷、王铭槐等人都曾因为家境贫寒，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委身洋行做学徒。
　　有一个典故叫“后来者居上”，拿来形容浙江籍买办和广东籍买办的关系极为合适。19世纪80年代以前，广州、上海的买办皆以广东香山人为翘楚。19世纪80年代之后，宁波帮买办后来者居上，逐渐越过广东帮，成为买办集团的老大，直至买办制度废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买办制度被废止）。至于江苏人席正甫以及他所率领的洞庭席氏买办家族，则在买办史上独放异彩，让所有人印象深刻。不过虽然席正甫及其家族在上海买办圈有着呼风唤雨的影响力，但上海的买办圈，始终还是浙江籍买办占多数。
　　史学界公认的出现在大上海的第一个浙江籍买办是宁波定海人穆炳元。穆炳元先生出身奇特，既不是唐廷枢那样的世家公子，也不是朱葆三那样的升斗小民，而是清兵的一个小头目。在鸦片战争中，穆炳元受伤被俘，被英军征集到一艘舰艇上做仆役。谁能想到，头脑灵活的俘虏竟然在英军的地盘掌握了一些用于日常交流的英语，顺便还学到了英国人做贸易的一些技巧。英方的头目看到穆炳元头脑灵活，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把他带到身边，让他担任翻译，并对他信任有加。尤其是英军进驻上海之后，各种对华的贸易越来越多，穆炳元这样既熟悉国情又懂英语的人自然而然成长为职业买办。
　　穆炳元、“洋枪队”的杨坊、汇丰银行的王槐山等人算得上宁波帮的第一代买办，他们替宁波人在上海站住了脚跟。第二代宁波帮买办则是王铭槐、叶澄衷等人，王铭槐作为“天津四大买办”之一，是浙江籍买办北上天津的第一人；“买办中的买办”朱葆三、“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火柴大王”刘鸿生等人就是宁波帮第三代买办的代表人物，是他们联手把宁波帮推上了“中国第一大商帮”的高位。
　　天津四大买办
　　天津是当时除上海之外的又一个各洋行、银行买办们各显其能的大舞台。梁炎卿、郑翼之、吴调卿、王铭槐并称为“天津四大买办”，他们的人脉、手段乃至积累的财富都是当时天津卫众多买办学习的楷模。
　　梁炎卿来自广东佛山，是怡和洋行天津分行的首任买办。他18岁就被父亲送到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学习，一口英语极为流利。毕业后的梁炎卿先到上海怡和洋行实习，得到了英国上司的赏识。1874年，年仅22岁的梁炎卿就当上了怡和总公司的“大写”（公司秘书）。到1890年，怡和洋行天津分行扩大规模的时候，梁炎卿被任命为天津分行的“当家买办”，直到1938年去世。如果从他进入怡和做实习生开始算起，那么梁炎卿在这家洋行一干就是68年，绝对是行业中的“教父级”人物。梁炎卿做买办、股票和地产都颇为成功，以2000万银元的家底始终保持着天津买办首富的地位，有天津“买办之王”的称呼。
　　郑翼之的经历与席正甫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有一个能干的兄长，都曾在洋行做过小伙计，而且都凭借自身的努力得到了洋上司的赏识。这里用“拼爹”的意思来拼一拼“哥”的话，郑翼之的兄长比席正甫的兄长要成功一些。郑翼之是郑观应的弟弟，他经大哥郑观应的推荐进入英商太古洋行。
　　1881年，太古洋行在天津设立分行，郑翼之成为天津太古洋行的买办助理。这一点与席正甫相似。席正甫初到汇丰银行的时候，也是给首席大买办王槐山做助理。郑翼之全心打理太古洋行在天津的业务，积极拓展津沪线、津港线的航运，得到上司的高度认可，26岁就荣升为天津太古洋行的买办。
　　天津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吴调卿的表现也很抢眼。他从一开始做买办就“不走寻常路”，利用政治影响，最后居然让清政府将他列在“洋务官”之内。有道是“虎父无犬子”，吴调卿的长子吴颂平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擅长周旋于官场。他毕业于北洋巡警学堂，曾捐官①[]候补知府，赴美学习过军事，还曾任山西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吴颂平出任日资企业大华煤油公司的常务董事。
　　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买办之间互相提携的重要性好像有些不大恭敬，可事实的确如此。几乎所有的大买办们都会不遗余力地提携自己的同乡，培植自己的势力。一百多年前的天津买办群中，来自宁波的王铭槐就是通过对同乡的大力扶植，最后建起了一个能与“广东帮”抗衡的“宁波帮”。由于王铭槐的儿子、孙子等均在洋行担任买办，以至于王家一度被称为“买办之家”。不过与席正甫代表的买办家族相比来看，王家还是有点“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天津“四大买办”的发迹并不是幸运砸到了他们头上，而是这几个人有着优于常人的能力和手腕。通过几位前辈的成长足迹，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刚刚踏入买办圈子的席正甫想要在上海缔造一个备受瞩目的买办世家绝非易事。他的面前是一大批有着很高名望与社会地位的金融界前辈，要超越他们，席正甫的羽翼或许还未丰满。
　　席正甫让世人惊讶又钦佩不已的地方正在于此，他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真的在上海滩这个陌生又充满商机的城市为洞庭山帮撑起了一片天。因为席正甫在买办这一行业出色的表现，他最终成为与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人齐名的“晚清四大买办”。席正甫为江苏人在买办领域、金融领域奠定了极高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奋斗史上的一个精彩看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席正甫的创富传奇始于汇丰银行，始于他的引路人王槐山。

本文摘自《缔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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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正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在做跑街时，就促成了汇丰银行给清政府的巨额借款，开辟了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新纪元，同时成为汇丰银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鸿章和左宗棠争相结交的座上宾，是盛宣怀和胡雪岩的“死党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斗，江苏洞庭席家金融帝国的缔造者……
　　本书从席正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晚清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话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