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节：波司登的中国式崛起(2)

　　当他拿着扁担、背着货包好不容易挤上车时，车上的城里人闻到他一身汗味，就把他推了下来，嘴里还不屑地骂他“乡巴佬”，高德康为此还扭伤了腰。

　　看着公共汽车渐渐远去，脑子里浮现出上海人那种鄙夷的眼神，年轻的高德康很想断绝和上海人的生意往来。但是不去上海，厂里就没有活儿干，大家就吃不上饭。最后，只能忍辱负重。他安慰自己：“做生意龙门要跳，狗洞要钻，没办法的，只能受点委屈。”但同时，他也在心里发誓：“将来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开一个很大的工厂，在上海立足。”

　　寒来暑往，这一路的艰辛大约只有高德康自己知道。多年之后，再次回首那段每天在路上飞奔的日子，高德康说：“这段经历造就了我超人的耐力和在困难面前宁折不弯的个性。后来公司在发展阶段经过了数次大风大浪，但我们都挺过来了，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1983年，也就是高德康创业的第5年，他买了一辆摩托车。从自行车到摩托车，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变化，还意味着他们这个山村小作坊的变化。这时，山泾村服装厂已经发展到了30多人，还添置了不少设备，依靠良好的加工质量，与他们合作的上海公司渐渐多了起来。

　　在报废了6辆摩托车后，高德康终于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汽车——法国标致牌小货车，而他们的工厂也正式由来料加工向贴牌制衣转变。所谓“贴牌”，其实就是借用他人的品牌，并按对方提供的款式进行生产，至于产量多少，如何销售，对方一概不过问。高德康第一个合作“贴牌”生产的企业就是生产出我国第一件羽绒服的上海飞达厂，为了使用这块牌子，高德康付出的代价是每年25万元。而极具戏剧性的是，上海飞达厂现如今已经被波司登完全收购，该厂的“双羽”品牌——我国最早的羽绒服品牌，也早已被波司登收入囊中。

　　通过贴牌制衣，高德康敏锐地发现了羽绒行业的巨大商机。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最流行的是皮夹克，与波司登几乎同时创业的雅鹿当时就以生产夹克闻名。当时的羽绒服因为样式臃肿、布料粗糙、颜色单调，并不被市场和消费者看好，再加上羽绒加工的程序十分复杂，许多企业都不愿意做这门生意。

　　凭借对市场极强的观察力，高德康展现了他卓越、超前的判断能力。他认为，中国还不富裕，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肯定会大量需要物美价廉的产品，虽然羽绒服的季节性强，但是市场需求量却特别大，只要对以往的产品稍作一些改进，就可以在短期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商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你不抓住它，它就会悄悄流走。”在多年后的今天，高德康回忆当时情景仍然兴奋不已，“我就像着魔似地喜欢上了羽绒服，直觉告诉我，这将是值得我用一生的时间去追求的事业！”

　　高德康是一个聪明的商人，好强的他从骨子里带着不安分，一个事事都想争第一的人怎会甘于长期替人作嫁衣裳？

　　有心的他一边贴牌加工服装，一边潜心研究羽绒服市场的未来走势。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高德康已经掌握了从生产、加工到制作羽绒服的一整套成熟技术，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下，他们大获成功。1989年，企业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元，而1990年的利润达到了700万元。

　　1991年，山泾村服装厂更名为“常熟市康博工艺时装厂”，当年赢利1100万元，1992年更名为“常熟市羽绒制品集团公司”，当年赢利1400万元。同年企业又投资2000多万元，把生产能力扩大了4倍。

　　对于高德康来说，1992年是他创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拐点。

　　当时社会上有关经济体制应该如何改革的争论十分激烈，高德康也一直高度关注着。就在这一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时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高德康看到了民营企业发展的春天，于是下定决心，开始设计自己的波司登品牌。之所以取名“波司登”是因为原来加工的服装品牌“秀士登”是美国“休斯敦”的谐音，通过它，高德康联想到美国另一个很冷的城市——波士顿，“波司登”就是“波士顿”的谐音。这个名字听起来洋气，容易为当时的消费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自己的羽绒服有一天能够走进这个美国城市。为此，厂里专门成立了品牌设计小组，最终确定了“以一对振翅飞翔的翅膀托起‘波司登’及其英文简写”的图案，并在国家商标局成功注册，迈出了打造品牌羽绒服的第一步。

本文摘自《苏商发展史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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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周年，江苏企业的发展是一个缩影，曾经的苏南?式，是改革开放30年中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种经济形式。如今新苏商的崛起,则是苏南模式裂变下的成果，苏商已经成为中华大地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商帮.本书从一个记者的角度，记录、透视、剖析了新苏商的发展历程，很有阅读价值。本书适合青年创业者及关注苏商的人群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