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与秦始皇：天下打下来不一定做得稳！(5)

　　甘龙从座位上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

　　“不对！圣人不改变老百姓的习惯就可以教化他们，智者不改变原先的方法就能管理好他们。按照老百姓的习惯进行教化，不用费力就可以成功；按照原来的法规方式进行治理，官吏比较习惯而老百姓也比较安定。”

　　商鞅冷笑：

　　“这都是世俗之言！一般人安于传统的习俗，学者往往沉溺于道听途说。这两种人都是安分守法的，但是不能和他们讨论超乎法规之外的事情。夏商周三代都是不同的习俗规范，都成了王。智者制订法规，一般人遵守法规；贤者变革习俗，一般人拘泥于传统习俗。”

　　杜挚马上站起身反对：

　　“利益不到百分之百，最好就不要改革法规；功效不能很明显，最好不要改变方法。遵守过去的法规至少不会有什么问题！”

　　商鞅道：

　　“治理国家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目的是便于国家强大而不是为了遵守传统法规。所以，成汤没有遵循古礼而称王，夏商二朝顽固不化不改变故法而亡国。”

　　秦孝公是个有野心、高智商的统治者，一听就明白了谁的理论更符合他的目的，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负责新法的推行。

　　也正是商鞅的偏执、坚定，终于使得秦国成为强大的效率机器，使得秦国军队成为“虎狼之师”！

　　韩非没有商鞅这样的视野和决心，但是，对于如何成就一个高效的国家机器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他看来，仅仅变革法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维护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形成稳定的效率基础。

　　针对战国时代弑主现象频繁的局面，他指出：

　　“君主之所以身死国亡，主要是由于大臣的地位太高，左右侍臣权威太重。”

　　当时的秦王嬴政对此很感兴趣，他问：

　　“这是为什么呢？君主给他们那么大的权力，他们因君主而荣，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呢？！”

　　韩非分析道：

　　“这是因为地位太高的人往往无视法律，为所欲为，利用手中权力谋求私利。对于这两种人，君主往往认为权威是自己给的，常常认识不清楚，还可能认为这恰恰是自己权威的体现。实际上是大臣将君主的权威分走了，结果可想而知！

　　虎豹之所以能够战胜人，能够捕获万兽，就是因为它爪牙的锋利。如果虎豹失去了爪牙如何？”

　　嬴政一惊：

　　“那当然是很容易为人制服了！那该如何处置呢？”

　　韩非道：

　　“那就要建立严格的法制，让法令更完善，明确君主的权威，让大臣不能专断，近臣不敢仗势欺人。法令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更改，所有的官吏、臣民就必须遵守！”

　　嬴政问：

　　“如果违犯法令该如何？”

　　韩非答：

　　“重刑罚，少奖赏！让人们养成遵守法制的习惯。如果是多奖赏，轻刑罚，民众就不会尊重制度，也不会为奖赏而战。

　　总之，利益的决定权出自一个人之口，这个国家就没有对手；如果出自多人之口，就无法控制民众。那离国家灭亡就不远了！”

　　这些对话为秦始皇的集权体制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前提。正是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秦始皇建立了历史学家们所称的流线型组织，也即高度集权的组织，其主要的形式是层次分明的郡县制配以御史为主的监察体制。

　　秦国新制度形成了强大的举国资源整合优势，不仅为灭掉六国提供了难以匹敌的力量，也为整合统一后的全国资源提供了制度前提。

　　既然如此有效，怎么会只存在15年就迅速崩溃了呢？

　　很多人认为（包括古代史学家）认为，秦国速亡是由于没有分封子弟缺乏各地诸侯的援助，其实这只是个历史假象。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