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决策——有意的、作为结果而出现的行为(2)

　　第四，风险承担者似乎对是否将承担风险的资源解释为“他们的资源”这一做法比较敏感。与持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资源相比，新资源将带来更大的风险。经理们似乎更倾向于运用组织的资源而不是自己的资源去承担风险。

　　第五，风险承担水平受到控制幻觉的影响。成功的风险承担者似乎接受了一些信念的某种组合。这些信念包括：他们的特殊能力促成了他们以往成功的信念、上天将帮助他们的信念，以及他们能够取得成功的信念。

　　这些现象已经成为个体和组织的风险偏好模型以及竞争条件下风险承担者模型的基础。这些现象解释了个体和组织可能的潜在行为机制，但是没有解释个体和组织风险承担最优水平如何确定这一问题。

　　理性参与者之间的冲突

　　在标准的选择理论中，人们把目标之间的冲突作为评估取舍的和在不同物品之间确立边际替代率的问题。人们认为个体能够运用一个非特定的机制比较各个备选方案的价值，借助于这一机制，人们能够解释个体内部的程序。借助一个显性的或者隐含的价格系统，人们能够解释个体之间的程序。例如，在古典组织理论中，人们假设，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产品市场)把相互冲突的需求转化为价格。通过这一假设，人们把单个企业转化为单个个体。根据这种观点，人们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特性，企业家将他们的目标施加于组织，代价则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支付给资本的租金，以及提供给顾客的产品特征。

　　人们认为，这一过程将造成一系列契约，借助于这些契约，组织把决策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通过同意追求其他个体的偏好，或者通过从其他个体那里获得这一协定，每个个体通过谈判达成最有可能的条款。在第二个阶段，个体执行契约。当然，个体以精密复杂的形式把契约设计出来，以促使在第一个阶段谈判达成的条款在第二个阶段能够自我实施。如我们在上文见到的，这种两阶段观点具有古典管理理论、现代代理理论以及博弈论关于经济行为的研究的一些特征。

　　本书提出的决策制定的政治联盟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认为参与者之间存在目标冲突。然而在对于政治联盟的分析中，我们较少地分析、发现或者设计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伙人之间的契约，我们分析的重点更多地放在各政党之间的冲突不一定得以解决的情况下，解释决策得以发生的政治程序。在一个有意的理性分析框架中，人们通常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过程。

　　只要决策涉及理性行为，我们观测到的决策过程似乎就在每一层次上以及在每一点上都充满了组织的策略行为和政治策略。战略行为人的计谋造成了策略的一个复杂组合。在这一冲突系统中，联盟成员将面对跨时间的不明确协定、非正式而松散的谅解以及预期。因此，决策通常强调组织间的信任和忠诚以及这种信任所带来的力量。同时人们还普遍认为组织间的信任和忠诚是难以发现并维持的。对组织的现代研究以及对理性行为人之间重复互动和迭代计算关系的现代博弈论研究已经成为理性谈判理论的中心内容。

　　决策——基于规则的行为

　　迄今为止，在我们所描述的理论中，决策是指作为结果而出现的组织有意识的理性行为。这种行为是组织在信息限制和冲突的约束下做出的，企业理论的发展也是以这个概念为基础展开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有限理性理论也是理性决策理论，这里的理性决策是由具有一致性偏好的组织做出的。同样，研究组织决策中的冲突的理论也是理性决策理论。这些理论加入了多重主体的复杂性，每个主体都是理性的，都追求自利的目标，这些主体的行为相互限制或者相互促进。

　　这些描述理性的、预期性的、计算性的和因果性的行动理论低估了另一种替代性决策逻辑的普遍性和明智性，这种替代性逻辑是恰当、义务、认同、责任和规则。在我们所观测到的决策行为中，很多决策行为反映了这样一种惯例：人们在做他们相信别人希望他们去做的事情。在一个组织中，这样的行为是由标准的操作程序、职业标准、风俗习惯和制度结构所规定的。和单个的个体一样，组织中的决定经常需要遵循一些“恰当的”准则。恰当这个术语与责任、法律、认同和角色有关，而与预期性的、引致性的选择无关。

本文摘自《企业行为理论(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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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已成为组织理论的经典著作，本书深入探讨企业行为，并对其经济行为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学术观点，并将原有内容结合新的现实条件进行阐述。与古典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企业有所不同，作者集中研究了商业企业实际的行为。他们的观点以组织决策为基本出发点，不仅对经济组织，而且对政府机构和教育组织也给出了重要的阐释，从而影响了大批学习组织理论的学生。 对于学习组织理论的学生和学者，这本开创性著作的第二版在提供原有理论的同时，也经受住了首次出版后的现实变化所带来的检验。对于理解作为组织出现的企业而言，本书对一些重要的现代观点提出了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