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里布商人联盟
第3章 合同执行的私序制度：马格里布商人联盟
在现代社会以前，由于货物只有运到目的地才可以出售，所以商人为了管理到海外的货物，必须对有关服务的供给进行组织（De Roover 1965；Gras 1939）。一个商人既可以和他的货物随船出海，也可以雇佣海外代理人来处理这些海外事务。后者通常更有效率，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避免长途旅行带来的风险和耗费的时间，还可以使他们的货物在多个交易中心分散销售。虽然这样做更有效率，但离开适当的制度基础，这种代理关系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代理人很可能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盗取商人的货物。
本章将考察一个以声誉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我们称之为联盟——该联盟使得马格里布（Maghribi）商人（十一世纪在地中海地区的犹太商队）得以处理委托－代理交易中固有的合同问题。在以声誉为基础的制度中，经济交易和社会交往中的未来回报和惩罚是根据一个中枢性交易中的行为而定的。如果这种方法有效，那么交易间的联系就能使人们事前保证不会在交易后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在这种代理关系中，代理人能够保证诚实，并得到信任。对这种制度运行的考察，要求我们研究一些制度要素，这些要素培育了交易间联系，并使未来的效用基于过去的行为。这些考察尤其要回答如下问题：哪些交易创造了足够大的惩罚或者回报、关于过去行为的信息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强化制裁或提供回报是可信的（附录C提供了对这些制度的分析方法）。
有两个交易间联系是马格里布商人关系的核心。第一，代理人－商人之间的交易与商人间的信息共享式交易相联系。由此形成的网络给商人提供了评价远方代理人行为的信息，从而支持了机会主义行为很可能被揭穿的制度化信念。第二，每个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代理交易与将来这个代理人和群体内其他商人交易之间的联系。因此，可以预期到，群体内的每个商人都只雇佣会员作为代理人，而决不会去雇佣欺骗过其他成员的代理人。
一个可信的集体多边惩罚机制支持了这个信念，即今天从行骗中获得的短期收益要比因诚实而获得的长期收益要少。这已经成为群体内的共同知识，因此，商人们认识到代理人不可能从行骗中得到更多的好处。一个代理人获得了诚实的名声，商人们就会信任他，同时一组规则——著名的商人法（mechants’ law）——定义了什么行为是合适的行为。马格里布商人的行为法规是一种社会规范，一种既不是官方，比如法院或立法者公布的，也不是由法律制裁的威胁来贯彻强化的，但它一直有秩序地被人们遵守着（Posner 1997）。
这种制度的组织化形式就是一种非正式组织——由相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组成的商业网络。这种非正式组织是交易间联系创建过程的一种反映，也是该交易间联系创建的一种手段，这种交易间联系改变了商人——代理人关系中自我强化的信念集合。它是一种制度化信念的表现，即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的每个人（他们属于同一社群）会共享信息并集体惩罚行骗者。确实，这种社群的存在、人际间亲密程度以及信息在其中流动促使了这个联盟的兴起。同时，与社群内其他成员交易的收益比通过声誉机制在群体外建立代理关系的收益要大。因此，每个成员都有动力去维护其群体成员的身份，从而使得该社会实体得以存续。[59]
对马格里布商人的分析是基于在福斯塔特（Fustat，老开罗城）发现的史料来源——著名的“基尼扎”（geniza，在希伯来语是“存放处”意思）。它包含大约有一千份合同、价目单、商人信件、账目和其他反映十一世纪地中海穆斯林贸易的文件 。这些文件由马格里布商人写下，他们最初主要居住在地中海的西部低洼地（“马格里布”在阿拉伯语中是穆斯林世界西部的意思）。由于宗教的原因，这些商人把他们每一份用希伯来语写的文件都存放在福斯塔特的一个犹太教会堂的存放处（基尼扎）中。由于他们使用Judeo-Arabic（一种用希伯来文字写的阿拉伯方言）进行商业通信，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基尼扎发现的文件构成了他们商业通信的一个代表性样本（Goitein 1967，第149页）。
在本章的第一小节里，我会提供相关背景的信息和马格里布商人的情况，描述他们在代理关系中的行为模式以及这种模式的目的。然后，在3.2节里，我将讨论商人—代理人交易关系中承诺问题，并评价多边声誉机制减轻了承诺问题这个从历史中提出的推断。在3.3节中，对这个承诺问题建立一个模型，旨在决定我们这里所假设的制度能不能构成一个均衡，以及为什么会构成一个均衡。3.4节使用这个模型进行预测，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代理关系是由联盟所治理的这一推断。此外，还讨论了商人法在对马格里布商人集体反应进行协调中的作用。3.5节将探讨这种分析的意义。
本文摘自《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
在中世纪前期各方面都显著发达于欧洲的穆斯林世界，为什么后来却走向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到现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落后于欧洲？无数的社会科学家试图对这个历史之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综合运用了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各学科的方法，通过案例研究和历史分析，对中世纪后期东西方的大裂变给出了制度上的解释。本书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