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面临的挑战(1)
各个社会都有着不同的“技术”特征，如地理位置、有用知识和资本存量等，这些特征的差异对经济绩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各个社会同样也有不同的“非技术”特征，如法律及其执行方式、配置和保护产权的方式、腐败状况和信用程度。我们通常将这些非技术的特征称作制度。在对制度及其与非技术特征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之前，我仍采用这种习惯上的定义。
经济理论表明，制度影响着工作、储蓄、投资、创新、生产和交易等行为的决策，所以制度差异会影响经济绩效。计量经济分析表明事实的确如此。虽然研究结果只是试验性的，但它们表明更好的产权保护，更强有力的法律，更高的信用程度与更好的经济绩效之间是相关的。
计量经济分析和案例研究还表明，不同的社会在非技术特征上的差异有其历史根源。一般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过去的文化、社会和权力组织，以及早先的共和政治传统等等。（Greif 1994a；Glaeser and Shleifer 2002；Putnam 1993）。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差异反映了殖民时期的环境、殖民者的背景（North 1981），以及初始的财富分配状况（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然而，对于制度研究来说，这些发现只是开始而不是最终结果。要想理解这些发现背后的因果机制，需要超越对各种非技术因素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考查相互作用的人们是如何受激励的，他们为什么能够很清楚地对各种因素进行权衡之后，选择一种行为。
例如，腐败减少了投资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发现，但是这并不能揭示出腐败行为背后的动机。同样地，发现产权保护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相关性也不能解释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及其变迁。在经济学中很常见的是，产权保护程度反映了产权的功能（如为效率或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但这并不能解释产权的保护程度是如何变得更强或更弱的。要理解产权是如何被保护的，就必须知道为什么那些能以武力侵犯产权的人会抑制自己的侵犯行为。同样，只发现历史事件与当前的非技术特征差异之间存在相关性，还是不能揭示出过去的制度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影响后来的制度发展。
要理解非技术特征的影响、持续和变化，需要从人们相互作用的层次去考察决定非技术特征出现、稳定和动态变迁的微观机制，尤其是要考虑这些人的动机（激励），即导致这些特定的非技术特征产生或符合这些特征的行动方式。
然而，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所用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框架并不关心人们的激励 。它通常用政治上决定的规则来界定经济制度，这些政治性规则是由政体“从上到下”施加于经济当事人。比如，这些规则通过界定产权和规定税收来规制整个经济生活。政治制度（选择领导者和集体决策的规则）以及政治组织（如利益集团和工会）成了新制度主义的中心问题。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之所以关键，是因为经济制度是通过政治过程建立和变迁的（North 1981，1990；Barzel 1989；Sened 1997；G.Grossman and Helpman 2002）。交易成本经济学补充了这一分析视角，它给出了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假设，确定了他们对规则的反应和对合同的选择，通过这样设定，指出要建立起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组织（Coase 1937；O.Williamson 1985，1996）。
这种“以规则为制度”（institutions-as-rules）的分析框架在研究很多问题时很有用，如政治家们偏好什么规则，什么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合同性形式等。然而，对人们的行为的规定（behavioral prescription）——规则与合同——不过是一些可以被忽略的指示而已。如果这些行为规则要产生影响的话，人们必须有激励去遵守它们。不管这些行为是理性的、模仿的还是习惯性的，激励都会在环境与行为之间发挥媒介作用。我这里所说的激励是广义上的激励，包含预期、信念和内在化的规范。
本文摘自《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
在中世纪前期各方面都显著发达于欧洲的穆斯林世界，为什么后来却走向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到现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落后于欧洲？无数的社会科学家试图对这个历史之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综合运用了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各学科的方法，通过案例研究和历史分析，对中世纪后期东西方的大裂变给出了制度上的解释。本书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