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裂变》 前言(1)

    本书源自对中世纪后期（从1050至1350年）的经济与政治绩效的尝试性研究，试图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很多学者认为，在中世纪后期，穆斯林（或者说地中海）世界的商业一体化达到了顶峰，而在此时的欧洲，市场规模也出现了显著的扩张势头，以至于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称此现象为“中世纪后期的商业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变化，我们要获得相关的知识，包括有效率市场和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政体（polities）为什么在一些时代盛行，而在另一些时代却不流行。虽然经济学家们一直强调市场扩张会增进福利，但令人惊奇的是，对于市场发展的历史源泉，我们却知之甚少。

    这一时期也非常有趣，因为它是穆斯林世界与欧洲世界的历史分叉点。在中世纪后期，穆斯林世界很可能在经济、技术、科学上都较欧洲更为发达，欧洲也的确从穆斯林世界学到了很多东西（参见，Watt 1997）。然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穆斯林世界在经济、政治上走上了一条与欧洲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其经济状况发生了恶化。

    在尝试理解这一时期及其对后来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以前受到的历史分析教育给了自己很大的帮助。我是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高级学位时接受的这种训练，尤其是能够在莫什•基尔（Moshe Gil）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令我感到十分幸运，他是研究中世纪穆斯林世界的专家。我在西北大学读经济学与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进一步补充了在历史分析方面的训练。在那里，我有幸得到了约耳•莫克尔（Joel Mokyr）、约翰•潘扎（John C.Panzar）和威廉•罗杰森（William P.Rogerson）教授的指导。

    我在这两个学科中受到的训练都在本书里得到了反映，将历史分析与社会科学模型分析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本书渴望对历史的特殊性及其进程给予公正的对待，本书指出，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是理解看似具有相同的发展条件、却有着明显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一现象的关键。另一方面，本书也认识到，单纯地叙述历史会局限于特定的事实，缺少对问题的一般性洞察。

    因此，我们在此建立的分析，依然遵循着社会科学的一贯传统，即依靠明确的理论，运用分析模型，冒着在经验上被证伪的危险进行推断。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社会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如一般理论很难解释特殊的历史现象；模型的运用会受制于数学水平；对历史做出的特定的推断往往无法用统计数据加以评估。

    因此，正如通常假设的那样，历史分析与社会科学分析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我希望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向大家证明，将这两个学科的分析范式融合起来是必要、可行、并且有益的。

    在对中世纪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认识到有必要超越古典经济学运用的不同技术、资源禀赋、偏好等概念。为了能够理解我们感兴趣的绩效和过程，我不得不在分析中考虑制度的影响。在经济学中，由政府颁布的规制经济行为的法规，或由经济行为者在市场中通过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同和组织，在制度经济学家那里统称为制度。对本书的研究目的来说，这一方法太过勉强，原因是我的分析并没有将政治秩序和市场秩序看做是外生的因素，我的目标是考察不同的政体和市场的内生兴起和动态变迁过程，而不仅仅是在确定的制度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其他行为。

    因此，为了理解各种不同政体与市场的内生兴起过程、运行状况及其含意，我必须超越一些看待制度的视角，如将制度看做政治性的规则，或者说，将制度看做市场中不同经济主体相互作用时的最优反应。我不再将市场和政体看做是外生的，而认为它们是内生的，并且对它们的制度基础进行研究。为了将这一分析深入下去，我努力寻找对经济交易行为和政治交易行为发生影响的决定因素。这种理解不但要包括对规则（rules）的研究，而且要考虑由规则、信念（beliefs）、规范（norms）与组织（社会构成体social structures）组成的系统如何引导、保证和激励多种多样的交易行为。

本文摘自《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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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世纪前期各方面都显著发达于欧洲的穆斯林世界，为什么后来却走向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到现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落后于欧洲？无数的社会科学家试图对这个历史之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综合运用了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各学科的方法，通过案例研究和历史分析，对中世纪后期东西方的大裂变给出了制度上的解释。本书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