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面临的挑战(2)

    然而，“以规则为制度”的分析框架并不适用于研究人们遵守规则与合同中的行为指令的激励。对许多研究而言，如下的描述就足够了：人们应该会按行为规则（rule of behavior）行事，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面临其他规则所规定的惩罚。但是，这一断言背后假设，有一个假想的监督者来强化规则，这不过是将制度效率问题向后推了一步。于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谁来监督监督者？

    要理解人们的行为，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一些行为规则会被遵守——不管这些规则是起源于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外来的——而另一些规则却被人们忽略。在将激励看做是外生变量的分析框架中，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能不会有什么结论。要全面地理解规定性的规则和描述性的规则，需要研究遵守特定行为规则的激励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

    在人们相互作用的层面上考虑激励问题，并将其看做是内生的，这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分析来说十分关键。关键在于弄清楚前面提到过的“私立秩序”（private order，下文简称私序）是什么。所谓私序即这样一种情形，尽管在缺乏第三方强制的情况下，这种秩序仍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秩序的流行或缺失反映了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而不是反映他们与第三方之间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在政府不存在的情况下，在经济当事人预期政府会侵占而不是保护产权的情况下，或者在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保护产权和执行合同的情况下，反映一定的产权保护程度的秩序和交易有时也会形成，并得以盛行。即使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虽然已经相当有效率，但私序仍然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因为制度反映着人类的行为，所以，即使政府存在，我们最终还是要将私序作为制度的代表来研究。为了分析的需要，就像“以规则为制度”的观点一样，我们需要假设政府是强制力的垄断者，能够强制强化规则。但是，政治秩序和有效率的政府是结果。政治人物可以诉诸武力，有时候确实也会诉诸武力，对政府机器进行投资，而这些力量的运用可能导致政治混乱或革命。研究政治秩序和无序，需要考察政治参与者们遵守特定规则的动机。此外，政府委托（state-mandated）的规则的效率依赖于对官僚体制下的官员和法官的激励。要理解政府的影响，就需要研究代理人的动机。换句话说，要深入全面地理解政治秩序和无序，以及政府代理人的行为，必须考虑对相关人员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动机。

    “以规则为制度”的分析方法除了在研究激励问题时存在不足之外，在研究制度的动态变迁问题时也有其局限性。在考虑制度的稳定性与变迁时，它只关注对效率和政治活动所产生的重要、但不全面的影响。如果制度被视为是通过政治过程人为设计出来的规则或合同，那么，制度变迁的原因就是那些制订规则和合同的人的利益或认识发生了外生的变化（见Weingast 1996；Williamson 1985）。制度必须改变那些人的利益和知识，才能解释有所作为。

    制度能持久地存在，主要归因于调整过程中存在着摩擦（例如改变规则所花费的成本），或者外生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例如风俗与传统。这些非正式制度被认为是不易改变的文化特征，它们变迁的速度很慢，以至于被认为是非实质性或无关紧要的（North 1990）。这样就留下了大量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因为持久性与变迁被归因于强制力，而不是这里研究的制度本身（O.Williamson 1998，2000）。

    在研究内生性激励的问题上，经典的博弈理论得到了广泛运用。博弈论所考虑的情形是策略性的，即一个参与人的最优行为依赖于其他人的行为。博弈论分析首先确定每个参与人可能的行动集、信息，以及在其他参与人采取任何行动时每个参与人的行动会获得的结果。给定了这些博弈的规则，经典的博弈理论主要关注于均衡，即每个决策者都能正确地预期其他参与人的行为，并且能够找出他所预期的最优行为（博弈论的基本概念见附录A）。这个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内生地受到激励的行为；每个参与人受到所有其他参与人实际行为或预期行为的激励，从而都采取均衡行为。因此，博弈论就可以用来研究博弈规则与自我强化的行为（self-enforcing behavior）之间的关系。

本文摘自《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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