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承诺(1)

    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远程贸易的基础是把货物从世界各地运往位于具有地理或政治优势的地区中心城邦或集市进行交易。从贸易以及对经营场所的合适选择中获得的利益，并不意味着在缺乏对外来商人财产的保护制度的情况下，交易也可以进行。爱德华一世的话反映了统治者对提供这类保护的关注，他在1283年意识到，由于外来商人的产权在英格兰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很多商人不能带着他们的货物来到这片土地，这损害了商人们以及整个王国的利益”。

    我们必须把他的话和一些事件的背景联系起来，例如1241年或者稍微早些时候，英格兰波士顿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名佛兰德（Flemish）商人指控一名英格兰商人没有偿还他的商业贷款，结果是：

    各方都发生了骚乱，英格兰商人聚众袭击了在教堂墓地的住所休息的佛兰德人……英格兰人推倒木栅，打破门窗，把债主和其他五个人拖出来，痛打一顿后关进仓库。他们殴打、虐待和抢劫其他所有的佛兰德人，用刀剑刺破他们的衣服……他们坐在桌边，银杯子被人拿走，钱包被割开，里面的钱被偷走，他们的胸膛也被划开，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钱财和货物被拿走。

    这类事件不止发生在英格兰，而是中世纪远程贸易的常态。在12世纪，不安全因素经常妨碍拜占庭帝国和意大利城邦联邦之间的商业关系。1162年在君士坦丁堡，比萨人袭击了热那亚人的住所，至少杀死了一名商人，并迫使其余人丢下所有的财物逃回船上。1171年，威尼斯人袭击并摧毁了热那亚人的同一个住所。大约十年后，在1182年的“拉丁大屠杀”中发生的一起聚众闹事事件，摧毁了君士坦丁堡所有意大利人的住所（Day 1988）。外来商人需要强制力的保护。

    根据重复博弈理论，人们可能认为，统治者的承诺问题可以通过一个双边声誉机制来解决。在这个机制下，人身和财产未受当地统治者保护的个别商人群体以后都不会再带着货物来这里。统治者可能通过忽视商人的权利来获取短期利益，但是他将失去本可以从被欺骗的商人那里获得的未来收益。把中枢性交易中的行为（对某个特定商人权利的保护）与辅助性交易中的行为（在未来商人交纳税款）联系起来的信念，能进一步支持权利将会得到保护的信念产生。

    正如4.2部分所论证的，这个直观的认识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地方。特别是在总的贸易净利润最大化的贸易水平上——有效率的贸易量上——双边声誉机制不能解决承诺问题。在有效率的贸易量上，统治者从一个边际的商人那里获得的未来收益几乎是零——比他抢夺的货物价值或者能够节省下来的服务费用要少。在贸易量比较低的情况下，如果某个商人群体到访的频率较低，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只要统治者和商人的关系仅仅由一个双边声誉机制来治理，那么理论证明，贸易量就不可能扩展到有效率的水平。

    在4.2节给出的讨论和正式的模型中，被欺骗的商人只有一种惩罚可供选择：即取消贸易，因而也不会交纳税款。作为对侵犯行为的反应，虽然有时候也会采取针对某项国家组织或是某个城镇的军事行动，但一般来讲这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在中世纪晚期，相对于进攻技术来说，防守技术要更先进。并且采取军事行动进攻一个遥远的海港，其花费和风险也降低了针对贸易侵犯的军事威胁的可信度。

    当商人的一个子群体受到侵犯时，所有商人对此做出的多边反应加强了惩罚力度，从而遏制了侵犯行为。如果在众多的统治者—商人的交易中，商人的行为是根据在任一这类交易中统治者的行为所做出的，那么在商人受到侵犯后，随之而来的惩罚就会增加。有了对这种联系的认识，这样一种信念就会得到自我强化，即在更广泛的环境中，统治者不会侵犯商人的权利。

本文摘自《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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