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组织发挥作用的证据(3)

    阻止船只进入海峡和收取罚金是防止商人打破贸易禁运的企图的两种方法。然而，证据显示贸易禁运威胁的可信度通常由一个不同的手段来支持，也就是通过赋予行会对其成员商人发放商业许可的能力。在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地方，地方行会通常在其自己的城镇享有独家的贸易特权。有代表性的特权包括城镇内零售业的垄断权、独家免税权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把成员赶出行会的权利（Gross 1890，第19～20页，38ff.，65； de Roover 1948，第18～19页） 。行会组织能够在他们的家乡为其成员提供源源不断的租金。然而，获得这些租金是以遵守行会组织的推荐、规则和指令为条件的。由于变更居住地代价昂贵和需要维护成员间的团结，这些租金能够把成员和行会绑在一起。

    这里进行的讨论意味着，行会在当地的垄断权可能对推进其与别的地方进行贸易有帮助。这些垄断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租金，这些租金要求其他成员的支持，因而起到了公债的作用，就促进了成员们遵守针对统治者违规行为的集体行动。

    1240年弗兰德斯人的管制说明了租金对提供适当激励的作用。忽视行会对另一城市的贸易禁令的商人被驱逐，失去了他的租金收入：“如果伊普雷或杜埃的哪个商人和那些行会制定的决定对着干，那么为共同利益着想，利用罚金或别的手段，其他商人将不再与他一起买卖、住宿、吃饭，或是在船上储存羊毛或布料……任何不遵守这个排斥规定的人都将被罚款5先令”（Moore 1985，第298页）。

    4.1.3 行会组织的演变

    德国商人与自己的城镇以及进行贸易的城镇之间的关系由一种制度管理，这种制度的演变和运作是行会繁荣贸易最好的例证。由于德国城镇相对较小，要想让声誉机制有效地运行起来就需要进行协调和强制，因此必须采取手段来管理来自不同城镇的商人行为。这就导致了行会组织的一种有趣形式的兴起，被称为德国汉萨同盟（German Hansa）。

    一些更广泛的研究已经挖掘出了汉萨同盟丰富的历史资料（比如Weiner 1932；Dollinger 1970；Lloyd 1991），这让我们可以对它的演变进行理论分析。这些研究着重考察了发生冲突从而影响贸易的事件。在纯理论的条件下，冲突可以被解释为有关各方行为的信息不完全时出现的一种均衡现象。然而，在这里所考察的历史事件紧接着带来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变化，把这些作为均衡结果看起来让人难以相信。作为替代，我们可以把这些事件看做非均衡结果，其中的变化反映了人们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协调德国海外商人行动的基本组织单位——Kontor——的成员资格并不以在特定城镇居住为条件。到任何一个非德国城邦的德国商人都可以参加当地的Kontor。Kontor和行会组织一样，具有在与城镇发生冲突时，协对德国商人的反应进行调节的功能，但是它缺乏在居住地惩罚商人以及制裁其成员的能力。如果确实是这样，德国Kontor和其他行会组织的区别，就会使得Kontor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并导致这种商人组织形式的改变或解散。

    有关布鲁日城、当地Kontor以及德国城镇间契约关系的那段历史清楚地解释了这一演变。1252年，德国商人的一个Kontor获得了在布鲁日的广泛的贸易特权，接着长久定居下来（Weiner 1932，第218页）。这个Kontor由那里的德国商人选出的6名议员领导，其中2名议员来自莱茵河的城镇，2名来自威斯特伐利亚—温德的城镇，2名来自普鲁士—波罗的海诸国的城镇，这反映了参与组织的德国商人的来源（de Roover 1965，第114页；Dollinger 1970，第86页）。

    布鲁日给予外来商人的特权不断地被侵犯，最终导致了骚乱。一份日期为1280年的文件报告说，“不幸的是大家都知道来到弗兰德斯的商人在布鲁日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粗暴对待，他们没办法保护自己”。1280年，德国商人和大多数在布鲁日做生意的其他外来商人一起采取了报复措施，他们把贸易转移到了亚丁堡。在两年的谈判之后，新的协议达成，Kontor回到了布鲁日。

本文摘自《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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