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组织发挥作用的证据(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集中于说明在中世纪保护外来商人及其货物的安全是成问题的，并且历史证据和理论分析都表明，一个简单的声誉机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部分将提出直接的证据来支持商人行会机构能够保护权利的说法，证明商人和统治者都认识到需要为商人及其货物，以及通常由正式组织参与的贸易协定提供可信的保护。在这个部分提出的证据还将涉及这些组织所起到的协调执行作用、他们采取的战略以及与商人行会签订协议的城邦的贸易扩展。

    历史反复证明，中世纪的统治者和商人都认识到了在贸易得到扩展前保护外来商人产权的需要。基督教商人不敢到穆斯林世界进行贸易，除非他们得到适当的安全保证。在欧洲，商人不会在没有合适的安全协定的地方进行贸易。只有在商定好适当的安全协议后，意大利人才开始去欧洲其他城邦，去香槟集市，德国人也才开始去弗兰德斯，去英格兰，去东斯拉夫。

    安全协定以及联合的正式组织看起来对贸易扩展至关重要。1286年，加泰罗尼亚商人在西西里获得了特别待遇，并拥有了建立领事馆的权利，他们的贸易“在仅仅几个月内”就得到了大幅扩展（Abulafia 1985，第226～227页）。德国商人在布鲁日获得特别待遇以及拥有建立Kontor（会社或营业所）的权利之后，贸易也得到了扩张（Dollinger 1970，第41页）。在得到允许建立称为nations的地方组织后，意大利商人与弗兰德斯的生意也繁荣起来（de Roover 1948，第13页）。

    热那亚人与北非的贸易，则说明了在贸易扩张中安全协定的相对重要性。1161年，热那亚总督Otobonus d’Albericis和北非当地的统治者Abd alMumin签订了一份为期15年的协议，保护热那亚人的产权。这个协议在10%的海关费用中打了2%的折扣，假设运到北非的货物的平均预期收益超过26%的话，这个折扣其实微不足道。然而在协议签订之后，贸易戏剧性地得到了扩展。1160年前，热那亚人与北非每年的贸易从未超过500里拉，在协议签订之后却翻了超过一倍，达到每年1057里拉，并且从此一直保持在这么高的水平上。这份协议的主要特征似乎就是提供了安全保护。

    间接的证据同样显示，契约双方认为一个制度化的承诺对于安全来说比仅仅许下诺言更重要。穆斯林统治者给欧洲商人提供了aman——一种保护商人权利的宗教义务。英格兰的一些城邦走得更远，他们甚至选外来商人来做市长。

    不过，看起来做得最成功的是商人行会这样一个特定的制度。商人行会组织是这个制度的核心，作为一个管理实体，它监督着同一个地区的商人们的海外运作，并且在这个地区拥有某些管制权力。比如在英格兰，城镇的商人被赋予建立社团的权利，这些商人享有城镇对内和对外贸易的特权，并通常在社团成员进行贸易的贸易中心有代表。在欧洲大陆，许多城镇由商业精英控制，他们组织商人行会以增进自己的利益。在意大利和德国的一些城镇，商人行会组织事实上就等同于市政府，而在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邦，商人的运作由城邦监督。 （Gross 1890； Rorig 1967； Rashdal 1936，第150～153页）。

    行会为商人提供了协调行动所需要的领导力和信息传递机制。行会决定何时强化以及何时取消贸易禁运。当行会成员和贸易中心当局，或是成员与其他商人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贸易中心通常会为行会获取相关信息。行会的规章方便了其成员之间信息的收集和传递。

本文摘自《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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