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组织发挥作用的证据(2)

    在意大利城邦，商人行会的功能常常是为本地商人利益服务。热那亚和大不里士——位于波斯湾和远东的贸易路线上的一个富有活力的城邦——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城邦在禁止贸易决策的协调作用。1340年，大不里士的统治者没收了许多热那亚商人的货物，热那亚则宣布了一个针对大不里士的贸易禁运（devetum）。1344年，大不里士统治者派出使节到热那亚，承诺赔偿商人们遭受的一切损失，并在未来提供良好的待遇。结果，这次的贸易禁令取消了，热那亚商人大量地涌往伊朗。然而，大不里士的统治者并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去保护那些商人的权利——热那亚商人遭到抢劫，许多人被杀死，物质损失达200 000里拉。当大不里士后来的统治者邀请威尼斯和热那亚人前来贸易时，由于他“不能给他们需要的保护，因此意大利商人虽然迫切地想要恢复其在波斯繁荣的贸易，以及重新开辟前往印度和中国的商路，也觉得再去相信一个同样的承诺是危险的”（Lopez 1943，第183～184页）。

    在热那亚人对大不里士的贸易禁运中发生的一个事件证实了商人群体中强制力的历史重要性，并且表明了商人行会的角色。1343年，在针对大不里士的禁止贸易期间，一名叫做Tommaso Gentile的热那亚商人正在从霍尔姆兹到中国的途中。在帕米尔高原的某处他生病了，不得不把他的货物委托给同伴，然后沿着最短的路线回热那亚，这就要穿过大不里士。当他的行程要经过大不里士的消息传到热那亚时，Tommaso的父亲不得不向“航海和黑海八人委员会”——也就是热那亚海外贸易委员会——证明这次违规是正当的。委员们接受了这位父亲的主张， [102]即Gentile是因为不可抗力而被迫经过大不里士，并且由于他经过大不里士时没带货物，宣告他无罪（Lopez 1943，第181～183页）。

    1261年，来自根特、伊普雷、杜埃和康布雷的购买英国羊毛的弗兰德斯商人订立了一项协议，反映了商人行会以过去足够的保护作为未来贸易条件的战略，它利用排斥的方式实现自我保护（而不是去获得优惠或低价），并反映了获取信息、协调行动以及实现联合抵制之间的关系。“为了贸易着想”，他们决定“如果在英格兰的任一地方从事羊毛交易的任何教会神职人员或是任何其他商人欺骗了本同盟中的任一商人……在重量、羊毛毛料或产品上弄虚作假……并且如果他们不愿意做出赔偿，那我们将决定，本同盟现在或将来的成员都不再会与其进行贸易。”为了使他们贸易禁运的威胁达到效果，他们“决定在每个这些城邦里都会有一个人来观察和评判不公的现象，说服犯错误的人做出赔偿”（Moore 1985，第301页）。

    一个协调性组织的贸易禁运威胁的可信度和力度，关键取决于遏制统治者通过向违规者提供特殊条件来破坏贸易禁运的能力。理论上讲，由于在贸易禁运中从额外的贸易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提高，双边声誉机制有可能让统治者承认这些条件。历史证据证明，行会组织需要采取特别的手段阻止货物进入遭到贸易禁运的城邦。1284年，挪威人袭击并掠夺了德国商船。作为反应，德国城镇对挪威采取贸易禁运，禁止出口谷物、面粉、蔬菜和啤酒。为了防止德国商人走私食物到挪威，德国城镇在丹麦海峡驻扎船队。根据chronicler Detmar的说法，“一场非常严重的饥荒爆发了，挪威人被迫做出赔偿”。挪威特殊的地理位置似乎使得这次贸易禁令显得特别有效果（Dollinger 1970，第49页）。

    贸易禁运成功的关键在于取得所有相关商人的支持，遭到贸易禁运的城邦清楚这一点。[103]1358年当德国城镇对布鲁日实行贸易禁令时，该城邦就试图通过向科隆的商人提供广泛的贸易特权的办法来打破贸易禁运（Dollinger 1970，第 65～66页）。

本文摘自《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

---

　　 在中世纪前期各方面都显著发达于欧洲的穆斯林世界，为什么后来却走向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到现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落后于欧洲？无数的社会科学家试图对这个历史之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综合运用了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各学科的方法，通过案例研究和历史分析，对中世纪后期东西方的大裂变给出了制度上的解释。本书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