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党”从何而来？这要从美国独立战争说起

　　1773年冬，一群打扮成印第安人模样的“波士顿茶党人”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波士顿港，从而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茶党”也成为反抗当局征税的象征。

　　“茶党”虽然是个历史产物，但因为有个特殊含意，所以每当出现群众对政府征税过高不满时，它就会现身。20世纪90年代，每到4月15日美国个税申报截止日，都有人举着“茶党”牌子抗议。

　　奥巴马上任后，为缓解金融机构的危机，动用财政力量，大刀阔斧出手救市。虽然解了美国金融机构的“燃眉之急”，却引发了许多美国人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和加剧赤字的担忧。2010年初，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拉穆塞在节目中抨击奥巴马动用巨资拯救房奴，谈得兴起时他挥动着茶包说：“是成立‘茶党’的时候了。”

　　原本该名嘴只是随口一说，却被各大网站转载后迅速引起共鸣。不到24小时，几个“茶党”网站相继发出号召。2月27日，全美40个城市发起了“茶党抗议活动”，示威者打出“TEA”标语，意思既是“茶叶”，也是“税已经征够了”（taxed enough already）的英文缩写。从此“茶党”以互联网为据点，在全美展开网络攻势。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是国会一批议员改选的日子。“茶党”的崛起成为那年中期选举最热闹的话题。许多共和党的前议员或政治倾向相近的政治人物都打出了“茶党”候选人的旗号，连2008年曾以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名义参选的前阿拉斯加州州长帕林也打出了“茶党人”的旗号。以“茶党人”的名义来竞选并能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当选，这充分说明选民对传统政治格局的不信任。

　　无论是打着“茶党”名义竞选的政治家，还是支持“茶党”候选人的选民，在美国这些人都还算是“右翼”传统的人。而2011年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则代表着美国左翼不信任美国政府的力量。

　　被称作“占领华尔街”或“愤怒日”的示威活动自2011年9月17日始于纽约，随后不仅从纽约一地蔓延到波士顿、芝加哥、坦帕湾、旧金山、巴尔的摩、奥克兰、华盛顿等地，甚至延伸到欧洲和澳大利亚。虽然经历了警方的大拘捕和驱散，但该运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2012年春这些驻扎在城市中心的运动营地才陆续被清除。

　　美国的共和党更多地代表资本的力量，因此政治上更偏右一点。共和党的政治家们在指责“占领华尔街”运动上是不遗余力的。比如，众议院多数派领袖共和党人埃里克·坎托就公开指责参与“占领华尔街”的人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暴徒”。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表示，示威者既然打着“要求就业”的标语，就该去做工而非整天待在祖科蒂公园，示威是“把矛头对错了目标”。

　　美国的民主党与工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被认为在政治上更偏左一些。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就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表示理解这一运动的人物包括财政部部长盖特纳、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众议院内务委员会主席约翰·拉尔森等。甚至总统奥巴马也在公开场合表示，抗议者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人民知道，并非每个人都那么守规矩，而华尔街就是不守规矩的典范”。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要求结束华尔街“金融寡头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垄断支配”，他们质问美国政府，“为什么华尔街大亨们闯了这么大的祸，新的刺激就业计划还要不断把钱给他们”？他们的示威口号很简单，就是，“1%的贪腐者令99%美国人感到痛苦”。

　　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将选举新总统、更换参议院1/3的议员和众议院的全体议员。“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觉得机不可失，他们想对竞选和未来的政府施加更大影响，声称要效仿“阿拉伯之春”的群众运动，甚至把自己的运动称为“纽约之春”。

　　有观察家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喊出的，有些是奥巴马政府想做、却一直被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所牵制而不能做的事，如“对富人增税”“给华尔街套上笼头”，以及加强总统和政府干涉经济的权力等。示威者甚至曾建议奥巴马成立一个超越国会的“总统委员会”，以遏制议员们和捐款的华尔街之间的利益关联。因此，奥巴马政府及其高级官员频频表示他们愿意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其目的不言自明。

　　然而，奥巴马总统及其他政府官员只能吞吞吐吐地表示“同情”示威者，却不敢公开支持示威者。特别是以副总统拜登为代表的不少民主党政客对“占领华尔街运动”保持着很大距离，如果不说是敬而远之的话。其实，民主党政治家们的态度很好理解，虽然说对“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表示亲近可以获得工会等社会组织的支持，但也有可能吓坏一些重要的中间选民。特别是民主党政府正在执政，他们根本就得罪不起华尔街的那些大佬们。

　　其实，2010年美国发生的两起“司法?案件，充分说明了华尔街在美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第一次发生在2010年1月21日上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有关政治捐款的法律裁定，废除了美国63年来对公司、非营利团体和工会在选举中捐款助选的金额上限，并同时取消了对公司和工会在初选前30天或大选前60天禁止播放竞选广告的禁令。这一裁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有美国华人写博客说，吃饭时从电视中看到这一消息，吃惊得连筷子都掉到了地上。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是否限制政治捐款的辩论中，安东尼大法官要求“去限”，并得到首席大法官琼恩，大法官安托尼、萨缪尔和科莱恩斯的支持，而加斯丁法官的反对意见，只得到大法官斯蒂芬、茹丝、索尼娅的支持。结果是5票比4票勉强通过了取消竞选捐款的上限的决定。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迅速发表声明反对该裁定，他说：“最高法院为利益集团用金钱来践踏我们的政治大开绿灯……这是大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胜利。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的力量来压倒普通美国人的声音。”

　　美国对公司和利益集团竞选捐款的限制，可追溯到20世纪初。国会在1907年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竞选筹资的法案——《提尔曼法案》，禁止公司和全国性的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以防大公司操纵选举。以后，一系列相关法案陆续出台，不断完善和规范选举筹款和开支的使用。

　　2002年，国会通过《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规定任何使用公司、团体资金的政治广告、电影，不得在选举前的一定时间内播出。与此同时，反对限制政治捐款者也在不断反击，称这些法律违背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侵犯了公司团体对政治的言论自由权。

　　在2008年总统选举时，一个保守派组织“联合公民”拍了一部政治评论片——《希拉里：一部电影》，激烈批评希拉里·克林顿，并试图通过有线电视系统公开播放。但联邦选举委员会决定该片不能在各地初选前的30天公映，其依据就是《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事实上，深知美国政治生态的人士早就预言，利益集团资金重返选举战场是早晚的事。因为大法官有9名，其中3人早就明确表示，会对以前的禁令予以修正。而小布什当总统时在2000年又任命了两名新的保守派大法官。就这样，保守派大法官达到5名，禁令的反对派在最高法院里占据优势，其结果可想而知。

　　传统上，共和党是美国大公司、大企业的主要捐助对象。共和党靠公司的捐款上台执政，再把行政权可以支配的好生意让给大企业做，各得其所。但即使是民主党，未来也不敢得罪美国大企业了，因为大企业的捐款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选举对谁有利。

　　取消政治捐款的第二大受益者是媒体。美国《广告时代》网站称，这一裁决有利于媒体产业的发展，将使政治广告支出增长10%。市场分析师预计，政治竞选支出中的70%至85%将归电视台。最大的媒体受益者将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国会选举的年份，政治广告收入将占电视台广告收入的10%左右，仅次于汽车广告。下届大选时，地方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将增加3亿美元，达到28亿美元。

　　该决定的第三大受益者是游说集团。游说集团在美国虽然是合法的，但因为竞选捐款有限，它们时有力不从心之感。现在，游说集团有了新武器。有评论说，从此后，华盛顿的说客可以放话：如果谁不站在我一边，我的公司、工会或利益集团将明目张胆地花巨资登广告，反对你再次当选。

　　另一件司法案子发生在2010年的4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高盛集团及其一名副总裁提出欺诈指控，称该公司在向投资者推销一款与次级信贷有关的金融产品时隐去关键事实，误导投资者损失高达10多亿美元。

　　消息传出当日，高盛公司的股价暴跌12?8%。随后，美国国会又举行了10个多小时的听证会。高盛公司的职员虽然为自己的行为做了大量辩护，但出席听证会的美国议员大都予以强烈谴责。

　　美国证交会指控高盛作弊一事，反映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高盛积怨太深，得罪了太多的同行，道德形象被玷污了。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美国金融业有许多人认为是高盛公司落井下石、沽空雷曼兄弟公司股票的结果。而且，当美国政府伸手援助美国保险公司AIG时，高盛却从后门把政府的补贴拿走了，等等。美国金融业有些人想看高盛的“笑话”。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没做什么惩罚华尔街的事，而是先去救金融机构。但金融危机是金融界造成的，由此造成经济衰退，全体人都遭灾，还要为金融业的错误付出代价。公众舆论认为，必须惩罚金融业才能扭转奥马巴政府的负责形象。

　　某种程度上说，惩罚高盛公司一点儿都不冤枉它，因为美国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让金融衍生产品泛滥成灾都与高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盛事件曝光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坦言，他在第二任上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放开金融衍生品交易，都是由于受到他的财政部部长鲁宾和萨莫斯的游说。鲁宾对他说，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很小，都是专业人员操作，能自己控制风险，没什么事。克林顿便信以为真。鲁宾原是高盛总裁，如此游说，难逃为高盛游说、替高盛谋利的?疑。金融衍生品交易一开，各种杠杆效应将风险不断放大，政府最后已经爱莫能助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坦言，美联储根本看不懂那些交易，而且都在金融机构的账外交易，无法监管。

　　高盛虽然被抓住了小辫子，但因为衍生品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判决很困难。《华尔街日报》评论就说，美国政府拿出一把枪，让舆论吓了一跳，但当政府开枪时，舆论看到的不是冒烟的枪，而是溅了高盛公司一身水的水枪。应该说，《华尔街日报》是看出了高盛案中的玄机。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当选总统，上台后不久就开始整治金融业，一下子赢得了民心。但罗斯福家族是美国东部的旺族，有美国东部工业集团作后盾。奥巴马没有这种后台，他当选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金融集团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能拿金融集团开刀吗？最后高盛欺诈案的判决结果就是，高盛同意被罚5?5亿美元，与美国证交会达成了妥协。这笔罚单虽说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罚单，但仍不足高盛公司2009年净收入的5%。

　　美国的金融集团势力越来越大，而美国的“民主政治”却拿它们无可奈何，甚至民主政治的结果都由这些大佬们拿金钱决定。这使美国民众对他们多年相信的美国模式优越论开始产生怀疑，而且一些社会学家的调查证明，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在减弱，社会底层的人向上攀升的机会越来越少，比例在下降。

　　美国人曾经自认为，美国社会的吸引力在于它可以提供实现“美国梦”的条件，来美国的移民都可以轻易地凭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可以获得房子、汽车，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危机后各种研究证明，“美国梦”正在破灭，美国社会给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提供的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可能性正在大幅减少，美国的社会流动性甚至低于它的邻国加拿大和大部分西欧国家。美国在社会流动性方面落后的原因可能是，贫困情况太恶劣，以至于穷人的孩子无法找到改变自己地位的办法。特别是，美国的大学教育以私立大学为主，而企业雇人时又很注重大学文凭，穷人的孩子付不起私立大学的学费，当然就没有可能得到这种机会了。 Jason DeParle， “Harder for Americans to Rise From Lower Rungs”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12.

　　有关美国社会不平等的辩论由来已久。但过去替美国制度辩护的声音认为，美国社会中收入差距虽然大，但美国制度是公正的，因为社会流动性很高，谁都可以顺着社会的阶梯爬上去。现在，研究表明，美国社会不仅不平等，而且流动性不高。那么，人们对美国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怀疑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本文摘自《美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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