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危机的最后导火索是流动性的突然枯竭

　　“流动性”是用来形容买入及卖出的难易程度。任何制造业的工厂都是非流动性资产，要处理掉这样的非流动性资产要耗费大量时间，且成本很高。然而，在股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产品流动性很强，被认为能促进市场的交易与发展。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股票具有很高的流动性。通过经纪公司，投资人可以在数秒内将股票售出，且只需支付不到10美元的佣金。

　　也正是这些流动性为许多投资银行创造出惊人的利润。在投资银行业务中，其收入的每一美元中有80美分来自买入和卖出有价证券，只有14%来自为企业筹资和提供咨询服务。

　　但是，流动性也有缺陷，可能突然中断或枯竭，让市场陷入瘫痪。互联网股票的流动性吸引人们去购买它，人们坚信股票能够及时卖出。次级抵押证券的流动性突然中断是引发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起初，住房按揭贷款所有者认为他们能轻松卖出同华尔街公司发行的抵押债券绑定的住房贷款，因此他们给所有人都放贷款。但是，当人们觉得市场的表现不好时，大家都试图在同一时间卖出手中的资产，流动性在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却突然消失，突然导致市场失效。

　　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开始怀疑金融业的大发展对美国经济是否有益。比如，在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30年代的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大萧条。罗斯福当选总统后，着手整顿造成危机的美国金融业，随后的一段历史时期被经济史学家称为“金融压抑”时期。在此期间，美国政府作为监管者和决策者，所做的最重要决策就是抑制银行业的增长，这也反映出美国公众对华尔街的作用满腹狐疑，对金融家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美国政府一方面限制银行的利率，另一方面禁止存款机构发行有价证券，并通过法律防止金融机构合并，大大缩小了金融企业的规模。但在“金融压抑”期内，美国未发生更大的经济危机，而同时工业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却不断上升，使数千万美国人迈入了中产阶级行列。

　　而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美国的金融业大发展，但美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这是巧合吗？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都认为，让金融业自己评估自己的业绩和金融企业的价值是天经地义，却忽略了市场失灵和其他问题的影响。即使当2007年发生了次贷危机后，国会和白宫还都对华尔街言听计从，盲目地认为华尔街的兴衰对美国的繁荣至关重要。但是，有一些像伍利这样的异见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金融创新没有什么社会价值，特别是得不到任何经验论据的支持。

　　 （\[美\]约翰·卡西迪：《华尔街到底有什么用——投资银行家所为大多没有社会价值》，张征、徐步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

　　危机爆发后，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从其深度和突发性来看，美国经济和金融危机是令人震惊的，让人联想到最近一些年在新兴市场——韩国（1997年），马来西亚（1998年），俄罗斯和阿根廷——出现的那些危机。在这些事件中，国际投资者们担心该国或金融业无法还清堆积如山的债务，突然停止了贷款。每一次，恐慌都会愈演愈烈，银行被债务压得无法翻身，最终变得根本无力清偿那些债务了。

　　曾经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西蒙·约翰逊认为，不仅美国危机的表现形式与新兴经济体的危机很像，而且其背后的情况更像。那就是在危机爆发前，金融精英们掌控了政治权力，让政治决策越来越向有利于金融商业利益的方向发展，使经济越来越围绕着金融家转。这就意味着，经济变成了一场越来越大的赌博，而政府却是这场赌博的担保人。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危机爆发后，这些金融家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阻碍政府采取针对他们的改革，结果就是经济迟迟走不出金融危机的陷阱。

　　 Simon Johnson “The Quiet Coup”in Atlantic Monthly, May 2009.

　　历史地看，美国的金融业并不一直能对政权施加如此大的影响。但从里根政府起，金融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人们开玩笑说，如果想从政，那就最好从做投资银行的业务开始。

　　美国近代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始于里根总统执政的时代。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决定开放银行的利率管制，让利率浮动起来。随着各家银行的利率波动加剧，债券交易变得有利可图。证券化的发展促使利率掉期、信用违约掉期等产品的出世，大大增加了市场上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量，银行家可以从中大赚其钱。社会的老龄化，加上美国人平均收入的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资于证券，金融业发明的IRA和401（k）计划又给金融市场锦上添花。

　　 IRA和401（k）计划分别是美国第二大和第一大退休储蓄账户。其中，401（k）计划由于其缴费和税收延付特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大中型公司采?；而IRA由于其税收优惠和操作简单，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个人利用它保证退休储蓄。401（k）计划和IRA作为长期资金供给者在美国共同基金和资本市场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这些金融产品的发展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利润。后来，克林顿政府与乔治·布什政府在金融放松管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金融部门创造和集中了巨大的财富，使银行家们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过去，美国人认为，只要对通用公司好的事，就是对美国好的事。但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美国舆论的态度变了，认为只要是对华尔街好的事，就是对美国好的事。美国的银行和证券公司已经成为对美国政治竞选运动捐资最多的公司。难怪美国政界的内部人士认为，保证大型金融机构的利益和美国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是保障美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地位的最重要因素。

　　看看纽约华尔街和首都华盛顿之间的人脉流动，也可以感觉到金融界与政界的这种互动关系。罗伯特·鲁宾曾任高盛公司的总裁，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部长，退下来便接手了花旗集团，成为执委会主席。亨利·保尔森，曾任高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布什政府后期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的前任斯诺，在离开布什政府后成为一家资本管理公司Cerberus的总裁，这是一家大型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它的董事中还有前副总统丹·奎尔。艾伦·格林斯潘在离开美联储后，成为Pimco公司的顾问，这家公司也许是国际债券市场最大的玩主。

　　金融界在美国的政治决策中占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与国会仍然认为政府必须用财政的钱来拯救金融体系。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财政部部长保尔森要求国会拨款7000亿美元，从银行购买有毒资产，不附带任何条件，国会也不得对他的购买决定进行司法调查。许多观察家怀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为这些资产多付些钱，让银行解套。最后，这样一个公然补贴银行的计划在政治上无法被国会接受，该计划最终搁浅。

　　后来，国会通过的方案是用这笔钱向银行注资，让银行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去购买那些在股市上不断下跌的他们自己的股票。随着危机的深化，金融机构需要更多的帮助，美国政府就创造出了更新的补贴银行的办法。但因为这些方案变得如此之复杂，民众已经无法理解。

　　右有“茶党”，左有占领华尔街，美国的政治竞争趋于极端化

　　美国的债务危机在深化，美国的政治竞争也趋于极端化，债务问题成为反映这一趋势的舞台。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2011年4月29日已高达14?288万亿美元，超过14?236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不放宽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到8月初就会陷入“破产”的境地。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开始向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发难了。

　　债务上限的做法来自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二次自由债券法》，目的是使国会能够定期检查政府的开支情况。该上限既确认了国会和政府承担财政义务，使政府在赤字条件下可以继续借入资金，同时也表达了量入为出的财政管理希望。然而，最近一些年来，美国政府赤字的增长加快，债务负担也就随之不断增长。

　　从2007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算起，债务上限已经提高了6 次，总额为5?329 万亿美元。这几年美国经济低迷，为刺激经济回升，政府采取了减税和增加开支的办法，致使财政收入持续减少，债务不断增加。自奥巴马上任总统以来，美国国会已经3 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2?979 万亿美元。

　　然而，这一次美国国会讨论再次放宽债务上限的问题时，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却对奥巴马政府的提案不断提出反对，致使谈判几度失败。市场上怀疑债务上限如不能按期得到提高，美国将爆发债务危机。机构投资者纷纷抛售手中的美国国债，使部分美国国债的利息已经开始上升。如果美国政府发生债务违约，美国版的“债务危机”将对国际市场产生很大的冲击。

　　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大，国债的流动性也高，再加上有回购市场和衍生市场共同支撑，其影响远远超过政府财政融资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的基本职能。美国国债已经成为全球交易中的担保品和安全港，而与其他国家的国债不同。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主要操作工具也是美国国债。因此，许多国家都把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机构投资者也握有大量美国国债来对冲风险。

　　一旦美国国会不提高债务上限，而出现到期的美国国债付不出利息，或无法兑现，那将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且，除了美国国债——联邦政府的债券外，市场上那些由国债或美国政府担保的债务产品，如市政债券等，以及由政府支持的重要银行机构的债券都可能随之下跌，引发一场“金融海啸”。

　　正因为这种关联性太重要，因此当国会开始辩论国债上限之初，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根本不以为然，认为国会提高债务上限的游戏会继续玩下去。况且，由于有大量机构投资者手里握的国债是不可随意抛出的，美国政府若真无法支付到期的债务，还可以与这些机构商讨如何重新安排这些债务的问题，不会马上引起市场的崩溃。然而，这次国会共和党多数派似乎就是不想让步，奥巴马政府拿出的几次方案都没被通过。国?只同意短时提高债务上限，而奥巴马政府认为，短期提高债务上限有害于美国经济，将使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会使每个美国人的信用卡、住房和汽车贷款利率被迫上升。

　　其实，美国政坛上的两党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债务上限上“摊牌”了。克林顿当政时期，民主党控制的行政权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也曾在债务上限问题上有过激烈的对抗。1993 年8月，美国国会将债务上限提高至4?9 万亿美元。但到1995 年秋，国债水平已达上限，并于11 月15 日开始停止新债发行。这期间，1994 年民主党中期选举失利，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在提高联邦债务上限问题上，众议院坚决反对克林顿政府的建议，部分政府机构和联邦金融服务机构被关闭。为应对危机，美国财政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部分国债转为非国债；对一些基金持有的国债延期支付；对某些交易稳定基金持有的到期国债不予展期；发行一定量的不受债务上限法案制约的特定债券。直到 1996 年3 月29 日，民主、共和两党才达成一致，将债务上限提高至5?5 万亿美元，1995-1996年的债务上限危机才告结束。其实，仔细推敲起来，克林顿政府的行为已属某种程度的债务违约。但由于财政部选择的违约对象为受到政府控制的基金，影响范围较小，对于整体债券市场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并未影响世界市场，也未影响克林顿时期美国的经济繁荣。

　　这次奥巴马政府提高债务上限的努力又遇到了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掣肘，而且政治背景也与克林顿政府时遇到的差不多。共和党反对民主党的社会福利开支政策，认为那是造成美国债务不断突破上限的问题所在。共和党掌控的议会经常要民主党政府做出明确可行的削减福利开支的计划后，才允许政府继续提高债务上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选的背景。1996年与2012年均为总统大选年，共和党掌控的议会给争取连选连任的民主党总统制造点麻烦，也在预料之中。

　　但是，美国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政治争斗有可能让美国政府的国债成为牺牲品，这一结果却让外界、特别是那些国际投资者开始担心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制衡因素会不会使国家的治理陷入瘫痪。分权与制衡虽然来源于美国政治制度初始时的设计，但这一原则的前提是必须有妥协精神。如果只讲制衡不讲妥协，权力制约型的政治就可能陷入僵局。几种权力之间互不让步，公共治理就会陷入瘫痪，百姓就会失去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政坛上“茶党”异军突起，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公众开始怀疑传统的政党政治。

本文摘自《美元霸权》

---

　　本书通过对美元霸权从兴起、确立到达鼎盛以及遭遇挑战而逐渐衰落的原因做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完整而客观地展示了美元这只货币战争中的猛虎曲折霸气的发展历程。同时指出，美元的兴衰历程对人民币的前景具有参考价值。本书作者是业界的权威人士，论述有理有据，是不可多得的美元版的货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