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开始怀疑制造了30年“繁荣”的金融业的价值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美国的舆论开始怀疑金融业对现代社会的真正意义。难道，金融业就是炒作债务，像古代的炼金术士能“点石成金”一样，用一纸协议就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债务都转化成了资产？

　　1952年至1981年，美国债务的增速保持在中等水平，GDP的比例由126%上升到了168%。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理论及实践上都占了上风，金融放松管制，债务与GDP的比率迅速上升，到2008年达到了349%。美国金融资产的情况也大同小异。1952年至1981年间，美国金融资产总额为GDP的3至4倍，到2007年达到了GDP的10倍。从世界范围看，情况也大致相当：全球金融资产的总额在1980年占全球GDP的110%，到2006年这一比例达到了346%。

　　（ \[美\]约翰·卡西迪：《华尔街到底有什么用——投资银行家所为大多没有社会价值》，张征、徐步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

　　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例迅速攀升。比如说，2007年美国金融业的利润占美国全部利润的40%，在1980年时仅为10%，而金融业雇用的员工数仅为劳动人口总数的5%。

　　随着美国推动其他国家也放松金融管制，造成了金融资产的全球化趋势。而推动这一过程的那些机构投资者，则从开放的全球市场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利。按照这些机构的评判标准，上市公司应该保持每年有15%左右的利润回报率。否则，这些机构投资者就跑到其他市场去碰运气了。其实，这么高的利润率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能够提供这么高利润回报率的工业企业寥寥无几。

　　由于没多少企业能创造出如此高的利润，许多企业在股东们的压力下，只得将自身的资产以红利或认购股票的形式分给股东。换言之，是美国的股市在向股东们分钱，而不是股东在向股市注资。正是这种追逐高利润率的趋势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使它们的企业纷纷外迁，从而导致美国和欧洲的产业工人不断减少。

　　企业外迁，导致劳工与资方谈判、争取提高工资的能力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了推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美国与英国与工会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最终终于搞垮了工会。在泰罗制或福特制大行其道的时代，因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企业的收益增长很快。为了扩大市场，福特等老板便把一部分增加的利润分给员工，以刺激需求，最终刺激生产。而到了“全球化”时代，资方与劳工方完全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劳工方一提加工资，资方便以把工厂迁走要挟，所以实际工资原地踏步，这自然会影响到需求的增长，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于是，家庭只得靠借债过日，债务经济成为大家度日的基础，但后来的结果则不那么令人满意。

　　这些现象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加剧。随着企业的上市，高级管理层完全站到了老板的一方，因为管理层的薪金计算方法是看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这就使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因此，发达国家企业内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差40至500倍。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界不断重申，市场是分配资源的最佳途径，是自动导致经济平衡的稳定器。任何破坏市场作用的举动都会导致失衡。然而，危机后人们才发现，正是金融自由化才导致了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失衡，令人震惊的是，市场根本无力改变这种失衡现象，甚至也无力缓解一下这种失衡的局面。

　　金融自由化曾被认为是促进企业融资、特别是有利于新技术企业融资，因而带动技术革命的动力。然而，如果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对华尔街而言，为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只占其业务的很小一部分。2001年，纽约纳斯达克股市上的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一直未恢复到以前的水平。2010年第三季度，只有33家美国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数额仅50亿美元。绝大多数华尔街人没有再费力寻找下一个苹果公司，或为埃克森美孚扶植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竞争对手。他们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收购、卖出现有公司和资本项目的有价证劵，或曰操作非实体经济。他们看中的是股票价格涨跌和易手率。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股票、债券、货币、期货和其他有价证券衍生品交易量一直呈上升态势。2010年前9个月，摩根士坦利的销售和交易额占集团收益的36%，在利润中所占比例更高。传统投资业务，即为企业筹资和提供咨询的业务，在公司收益中的比例低于15个百分点。高盛公司对交易依赖度更高，2010年7月到9月，高盛交易额为总收益的63%，公司金融业务仅占13%。

　　（\[美\]约翰·卡西迪：《华尔街到底有什么用——投资银行家所为大多没有社会价值》，张征、徐步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

　　实际上，美国大银行出现的“异化”现象就是从传统的为工商业企业提供融资的业务转向了自己经营金融产品的业务，其收益增减不再依赖客户的资金需求，而是从市场的短期波动中发现赚钱新机会的能力。因为金融交易已成为核心业务，大银行都长期致力于开发新金融工具。这种新工具只有全能的大银行能销售，其他的竞争对手则暂时不具备这种能力。银行经营的类似污染许可和灾难债券等新型金融产品，创造出了可观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一些益处。但与此同时，银行创造出的另一些新工具则没太大意义，有些甚至根本不被市场认同，不仅给银行造成很大损害，还会造成巨大的附带损害。在美国国会金融调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认，金融创新“并非都是好事”，有些新工具放大了金融风险，有些工具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不公平优势，而非建立更高效的市场”。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义上讲的美国金融从业人员，从近500万急剧增加到750万余人。同时，金融企业的盈利能力相比其他行业也大幅提升。如果把美国企业创造的利润比作一块蛋糕，在20世纪80年代前，金融公司切走的部分约占1/7；2006年美国金融业的盈利达到了巅峰，金融公司切走的部分为1/3。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10年，金融公司切走的那块蛋糕也超过了1/4。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到1980年，美国金融业从业人员与其他行业同等资历人员相比，平均薪酬一样多。2006年，金融行业工资比其他行业高出60%。在金融业中最富有的阶层——华尔街，资金更是涨得一发不可收拾。2009年，当很多人面临工资冻结甚至更糟糕的状况时，高盛、摩根士坦利和摩根大通等投行雇员平均工资暴涨27%，超过34万美元。此数字把收入一般的前台接待和收发室人员也算在内，由此可见，高级银行家的薪酬远不止这点。据报道，高盛公司近1000名雇员在2009年每人获得至少100万美元的红利。

　　所以，华尔街令头脑精明的年轻人趋之若鹜。2010年春，哈佛大学近1/3的毕业生选择投身金融业。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撰文慨叹道：“这么多技能最熟练、受过最优良教育、充满激情的年轻公民，全都奔向金融业了。”

　　金融业市场优越论的假设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金融企业会为投资委托者寻找最好的投资途径。但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却证明，银行等金融机构并不总是为存款人和投资者委托给他们的资金寻找最高效的投资途径，它们可能会盲从潮流，无视泡沫。这种盲从的“羊群效应”会把资本注入几乎没有价值或没有长期价值的项目里去，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高潮时，美国人疯狂地在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地大规模投资开发不动产。当泡沫破裂后，这些投资变得一钱不值。金融机构还会向顾客兜售不透明的投资产品，比如债务担保凭证。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可能向客户收取高额费用，让客户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承担风险。保罗·伍利是位很有影响力的金融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设立了一个伍利资本市场紊乱研究中心，专门研究金融产业对经济的实际影响。他的研究成果令人失望，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错误定价向资源分配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股票市场的爆炸式扩张和崩溃。”他还说：“寻租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的错误分配，将大量财富转移到银行家和金融家手中，甚至可能引发系统失败。两种方式都各有社会后果，但一经结合，可能导致一场财富毁灭的风暴。”

　　（ \[美\]约翰·卡西迪：《华尔街到底有什么用——投资银行家所为大多没有社会价值》，张征、徐步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

本文摘自《美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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