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元霸权的衰落，中国怎么办

　　从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触发了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大跌，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的战略家们却还在信誓旦旦地重申：“美国仍然很强，美国没有衰落，美元仍然是坚挺的货币，能取代美元的货币还没有诞生。”

　　其实，美国政治家们在费尽口舌捍卫强势美元的地位，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如果人们都不担心美元未来的地位，不担心美元未来的价值，还需美国的政治家们为此浪费口舌吗？

　　人们担心美元的走势是有历史根据可查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做过一次巨大的债务违约了。那就是尼克松政府决定的，让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了美国挑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又称马歇尔计划，为西欧国家恢复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同时也借机向西欧输出过剩生产力。“马歇尔计划”大大提高了西欧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国家向美国出口制成品，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国家担心美国债务越来越大，未来有可能出现违约，便依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按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价格从美联储那里把美元换回黄金。

　　很快，美国政府发现，它的外债已大大超过它的黄金储备，无法应对如此挤兑，于是1971年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尼克松政府中止了美元换黄金的窗口，美元大幅贬值。因为美元在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的地位，美元贬值引起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上扬，西欧国家不得不接受“输出型”通货膨胀。整个70年代都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时代，美元不断贬值，美国相对西欧国家的实际债务也因此被大大冲销，等于美国把债务转嫁到了它的债权国头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联储换帅，沃克尔主宰美联储后，美国才改变了货币政策，全球的通货膨胀也才降了下来。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各国货币都脱离了黄金的约束，国际货币体系一度动荡不安。但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把美元定为石油交易的唯一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也随之确立。由于美元这种难以替代的地位，美国国债也成为各国中央银行最愿意储备的外汇资产。但是，随着危机的演化，随着这次提高债务上限的僵局迟迟没有打破，美国国债的地位却有可能伴随着美元霸权一起受到冲击。美元独霸国际货币体系的时间可能也不会太长了。

　　多数美国人一度认为，美国可以接受出现违约的情况。鉴于欧洲金融市场上欧元区成员国债务危机的阴影久久不散；日本经济又长期疲软，其国债与经济规模之比已经令人担心，所以买入美国国债成为无奈的最终选择。因此即使出现违约，美国国债的利息率也将能保持在相对低位，不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太大的负担。然而，因为调整债务上限的程序陷入了僵局，三大评级公司不断发出警告，要降低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而仅此一项，将来美国每年就要为国债多付1000亿美元的利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上乐观人士的态度也在悄然改变，华尔街的投行已经开始考虑出现“不可想象的情况”。当然，美国首先要安抚外国债权人。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已经表示，美国政府会优先支付外国政府的到期国债利息。

　　即使美国这次熬过债务上限的危机，美国债务的发展趋势也让人担心它的未来。

　　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重要经济学家罗果夫和莱茵哈特曾研究过世界主要国家的债务危机史。他们的研究表明，当英镑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货币时，英国的贸易逆差也迅速扩大，债务也迅速增长。英国几届政府曾用多年时间想扭转债务增长过快的趋势，但成效甚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本位被打破，英镑随之贬值，英国用了15年时间，靠通货膨胀与英镑贬值把英国巨大的外债降了下来。但与此同时，英国也把英镑的霸主地位拱手让给了美元。

　　罗果夫的研究证明，当一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50%，年度赤字规模庞大，而债务利息支付超过财政收入的25%时，则违约无法避免。美国的国会预算局也曾做过一项研究，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放手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美国政府要付的债务利息将从目前的占财政收入的9%上升为2020年的20%、2030年的36%、2040年的58%。况且，发达经济体目前正处于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的早期阶段，连续多年的债务削减计划将严重拖累经济增长，总债务占GDP 比重将会持续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谁还敢保证美国不爆发债务危机呢？

　　人们当然有理由担心美国会借用通货膨胀来冲销自己的债务。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承认，人们根据美联储几十年的表现是不会对此表示放心的。他认为，只要美国保持每年6%的通货膨胀率，10年后，美国的实际债务价值就被侵蚀掉2/3。

　　 （\[美\]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无独有偶，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家经济学家们在危机后，就是主张美联储应该把通货膨胀的目标定在4%~6%之间，而不再应该是2%。当然，他们的论据是，舍此无法“逼”着美国消费者扩大消费，无法让美国人加大投资，美国经济走出衰退要用更多的时间。其实，明眼人看得出来，用通货膨胀逼美国人扩大投资与消费是假，用通货膨胀来冲销美国的债务才是真。

　　中国手握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仅美国国库券就有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有很大损失。但如果中国出售这些资产，因为它的量很大，这一行动本身就足以引起美元的贬值而加重中国的损失。中国将如何处置这些外汇资产呢？

　　美元贬值对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有影响，对个人也有很大影响。比如，互联网上盛传一则笑话，形似说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坏处，实则完全适用于美元贬值。话说有位美国人到中国旅游，按当时汇率1美元∶6?8元人民币，用10万美元兑换到68万元人民币。在中国吃喝玩乐了一年，花了18万人民币。一年之后，他要回美国去了，到银行去把剩下的人民币再换回美元。因为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了，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变成1∶5，这位美国人用剩下的50万人民币换到了10万美元。来时10万美元，回去还是10万美元，他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另一美国人效仿，也拿10万美元换了68万元人民币，花50万买了套房子，吃喝玩乐花了18万，想回去了，房子不能带走只好卖了，净得100万，刚好能换20万美元。对美国人来说，玩也是在挣钱。

　　其实，上述这则玩笑完全适用于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美国企业对华投资，收益远高于在美国投资。加上美元在贬值，用美元换成人民币在中国投资，收益是人民币的。随着美元的贬值，美国企业把利润换回美元时，就有双倍的收益。除了投资经营的利润收益外，还有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收益。美国企业用美元在中国的投资都进入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系统。中国除了用这些美元可以进口外国商品和购买资源、能源，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也可以用掉部分美元，剩下的美元只好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券。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库券，使得美国国库券利息下降，反过来使得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借款利息也跟着下降。这就使美国企业在市场上借债很便宜，很容易筹到新的资本再到中国市场上来投资。如此这般，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大量利益就这样“循环”到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当中去了。

　　当中国担心人民币升值太快，要干预市场，保持与美元比较固定的汇率时，上述道理更加明显。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各种货币的汇率之间也有种市场供求关系。当美元供给充裕时，美元的汇率就会下滑。当美元供给紧张时，美元的汇率就会上扬。美联储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发行新货币时，市场上的美元供给加大，美元的汇率肯定会下滑。如果人民币要保持与美元的汇率，中国只能买入大量的美元，卖出人民币。市场上人民币供给多了，人民币的汇率就会下滑。但如果人民币发行多了，又流不出去，那肯定就会引起通货膨胀，物价就会跟着上涨。保持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不升值，必须不断买入美元。美元多了，只好去买美国国库券，否则美元现金连利息收益都没有。因此，当国内有些人一方面在批评中国买入美国国库券太多了，另一方面又抱怨人民币升值太快了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

　　人民币升值，许多出口小商品的中小企业就经不住了。本来这些企业的利润就非常低，经常只有百分之几，而外国的采购商只用美元、欧元等“硬通货”付款。当这些硬通货值钱时，这些出口企业就能赚钱。但当它们收到的外汇贬值时，它们的利润就大幅缩水，甚至成了“赔本赚吆喝”的买卖。然而，我们无法阻止这些“硬通货”贬值，因为当今的时代，货币都是主权货币，都是法定货币，它的价值就是发行这种货币的当局的信誉。如果它们任凭自己的货币贬值，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我们最多可以干预市场，让人民币跟着它们一起贬值。但除了上述所说的会引起通货膨胀外，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那么，如果我们不去大幅干预人民币的汇率，干脆扩大人民币与美元等硬通货兑换的浮动空间，让人民币逐渐升值，后果又会如何呢？虽然出口企业仍然有些困难，但那些进口企业却会受益不小，因为人民币升值后，进口资源就便宜了。到海外去投资的中国企业也会因人民币升值而受益，因为中国企业投资是拿人民币换成外汇去投资，人民币价值越高，换成外汇投资就越大。而且，中国人到国外去买东西也会觉得东西便宜不少。其实，最近几年，出国旅游的中国人都会感到人民币逐渐升值带来的好处，中国人买起东西来也感到手里阔绰了不少。如果中国的出口企业出售的都是别人很难模仿的高质量产品，就可以要求外国的采购商用人民币结算，就避免了外汇贬值的窘境。

　　地缘政治学家赫德森认为，中国只有逐渐摆脱美元霸权的控制，才能摆脱美元的困境。他分析道，危机给美联储提供了一个好借口，它可以用零利率把钱借给美国公司。这些公司拿着借来的钱到中国投资，收购中国的企业，一年有25%?利润。中国人出售资产和产品，换回到手里的是美元，再把美元交给中国央行，问题就来了。中国央行拿这些美元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把这些美元送回美国，购买美国债券，只挣1%的利息的话，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就会升值，也就是美元会贬值。中国就会因自己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而升值，造成巨额外汇储备的损失。中国人民币在过去几年中相对于美元已经累计升值30%以上，相对欧元和英镑——仅次于美元的两种重要货币——也升值迅速。

　　赫德森认为，美国企业现在已经购买了中国众多产业，而且还在不断要求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如果他们能随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就会让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

　　美国高盛公司不断在全球宣传说，中国的经济在全球最好，欧洲、日本甚至美国都不行。这说明什么？虽然近些年流入中国的“热钱”很多，促发了房地产等资产的泡沫，甚至让中国自己的资本都去玩“期货”，不是今天炒卖大蒜，就是明天炒绿豆，但整个中国经济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化和泡沫化。因此，它们在积极推动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在经济贸易领域的谈判中不断要中国在开放资本账户、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领域投资方面让步。他们说得很好听，说他们有上百年的金融发展经验，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分配资金运转，让资金流向中国未来的发展最需要的地方，等等。

　　美国的资金管理者得出结论说，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债务缠身并且增速永久缓慢下来的经济时期。所以他们都盯着中国，希望通过购买中国的银行和产业，分得中国增长盈余的一杯羹。美国的战略是大肆收购中国资产以获取每年超过20% 以上的红利，而中国只能把这些美元以仅仅1% 的利息率回流给华盛顿和华尔街，并且为美国承担私人投资的损失 (这一战略1985 年后曾在日本实施，“效果”不错）。当美国看到一个国家富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从别人的经济盈余里分一杯羹。所以美国优先考虑的是进入中国的领先部门，主要方法就是收购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美国这些金融机构的动机。如果美国金融机构在美国都没有能做到更好地把资金引向推陈出新的技术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为什么说在中国它们就能做到呢？美国金融机构可以宣传，它们的冒险精神创造出了微软、雅虎、谷歌、苹果、脸谱这些的新技术公司。但它们却从来不提，为了为这些公司提供资金，它们多消耗掉了9倍于这些公司的机会，因为美国风险投资的成功率是1/10，有9家企业失败才会有一家企业成功。互联网技术的公司创业与成功的比例可能只有1%。

　　赫德森认为，美国金融公司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目的是为了制造经济的金融化和泡沫化，并将它们控制的全球资金投入中国，最后就像他们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已经做过的那样，在金融化和泡沫化中控制中国经济的股份，并榨取地产、自然资源以及垄断行业的租金。当今全球金融资本攫取暴利的最主要途径是通过获得公共产品、原材料和不动产，寻求得到资源租金（包括垄断利润），而不是投资于生产领域以赢得工业利润。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

　　美元霸权对于美国政府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逼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给美国交税。大批资金回流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资本，使美联储可以维持超低的利率，用从全世界筹到的资金来为美国的军事支出埋单。而反过来，美国再用这些军费，制造核武器等尖端武器用于威胁全世界，包括包围中国。美国每年要花亿万美元在全球维持18个军事基地，在亚洲的美军基地主要用来威胁中国。

　　用赫德森的话来说，“美国想对中国说的是，我不允许你太强大。如果你不听话，你想搞金融独立，我们就消灭了你。我们会在新疆、西藏资助‘革命’，颠覆你，正如我们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俄罗斯无法再成为我们的强大对手那样。俄罗斯走到今天，已十分气馁。如果不按我们想要的去做，我们就颠覆你的政府。前车之鉴放在那儿，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1964年的危地马拉和伊朗，1991年的苏联，1960年后的古巴，过去数十年的海地等等，这就是我们美国的哲学。”

　　美国将来针对中国的所有经济战争都必须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这些经济战争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取得对中国经济制高点的控制权，取得对中国资产的控制权，从而既可以消除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威胁，又可以享有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而要达到上述目标，美国最重要的步骤是要中国放弃金融主权，进一步推动金融自由化。

　　在一战之后和在二战期间，美国外交官强迫英国和其他国家以实物输出和出售其公司的形式支付它们的武器债务和其他军事开支。但这不是美国官员今天所愿意做的。世界经济现在按照一种双重标准运作，这种标准使美国能够在国际上无限制地支出，执行其想要实行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政策，而不用考虑任何黄金限制或其他国际限制。

　　美国官员声称，世界上的美元泛滥已成为推动国际经济的“引擎”。他们问道，没有美国的进口需求，哪会有欧洲和亚洲的今天？难道美元购物没有帮助其他国家劳工就业吗？

　　这类看似有理的质问隐瞒了问题的要害：美国在进口外国货物，而并未提供任何相应补偿物，只是向世界经济注入了大量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欧洲和亚洲的中央银行不去很简单地创建其自己的国内信用体系以扩大其市场呢？为什么它们不能增加其消费和投资水平，而宁愿仰赖美国经济购买其消费品和资本货物，换来过剩美元，并将这些美元只是积累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系统，而得不到其他更好的使用呢？

　　答案是欧洲和亚洲受到一系列的经济盲点即众所周知的“华盛顿共识”的误导，这一误导谎称美国财政部债券是某种实物，而非剥削性的免费搭车，从而使美国免费搭车、全球为之买单的秩序永存。

　　对债务国，美国的外交官经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华盛顿共识”，要求债务国提高利率以筹集资金，偿还外国投资者。这些不幸的国家忠实地强制执行了经济紧缩计划，将工资保持在低水平，廉价出售其公共部门以清偿外债，解除经济管制以使外国投资者能够收购该国的电力业、电话服务和其他国家基础设施，而这些产业以前都得到一定的补贴以有利于其增长。

　　对债权国，美国称自己为世界上负债最高的发达国家，从而拒绝提高其利率，也不允许廉价出售美国的关键产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迅猛，外贸出口增长起了重要作用，而支持外贸出口的是稳定的汇率。但因为中国实行资本管制，资本市场没有全部开放，套利的资本不能随便进出。按照不可能三角的定律，中国在不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另外两项，即基本固定的汇率和基本独立的利率，这才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但稳定的汇率也成为美欧等发达国家指责中国搞不公平贸易的借口。

　　其实，美国人指责中国汇率的说法根本不着边际，与历史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呢。美国人说，中国靠操纵汇率赢得出口的竞争优势，才获得了巨大的外贸顺差。其实，中国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决定让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挂钩的，因为当时亚洲货币一片混乱，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中国决定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是为了稳定亚洲货币市场，防止危机的扩散。那时候，美元十分坚挺，因为美国还处在信息技术泡沫的高潮，人们还都抢着要去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投资，指望能有更大的收益。人民币那时与美元挂钩，人民币是被高估了。特别是，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都贬值了，更显得中国人民币鹤立鸡群。理论上讲，货币汇率高估对一国的出口是不利的。但奇怪的是，中国的商品出口还就是在亚洲危机之后突然出现了大跃进。那是因为，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过去欧美国家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生产线都向中国转移，因为中国货币稳定，生产成本低廉，基础设施完善，中国一下成为承接国际跨国集团生产的主要基地，成为“世界工厂”。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的加工贸易成为出口的大头，而外贸出口也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最大的动力。

　　因此，历史地看，中国出口猛增不是因为人民币低估，而是因为跨国公司生产转移。那么，美国舆论为何要抓住人民币汇率不放呢？大概有两个理由：一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汇率容易调动起民众的情绪，而且汇率的问题太复杂，民众一般弄不懂汇率形成机制，只要说别人操纵汇率，就能激起民众那种自发的气愤情绪。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就是说美国人虽然抓住人民币汇率不放，但实际上瞄准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如果中国不开放资本市场，按照“弗莱明—蒙代尔定律”，或像克鲁格曼说的那种“不可能三角”的定理，同时维持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可行的。那么中国为何要选择浮动汇率呢？显然只有当资本账户开放时，它才需要。推动中国走向浮动汇率，实际上就是要推动中国开放资本账户。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人们对美元、欧元、日元这些国际储备货币的忧虑增多，因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债务迅速增长，很快就给人未来它们将资不抵债的感觉，怀疑它们一定要用通货膨胀的办法转嫁债务负担。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逐步升值，汇率坚挺，成为周边国家与中国贸易的结算货币，再加上中国政府又准备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国际舆论炒作的议题。有些人甚至扬言，人民币未来一定会取代美元。这又引起了美国战略家们的许多议论。

　　国际舆论认为，只要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全面开放，人民币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为外部持有者无法指望他们手中的人民币可以保值增值。而为了开放资本账户，中国也必须逐渐朝浮动汇率方向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只是迈出了一小步，未来势必还要不断扩大浮动的空间，直到全面浮动，由市场决定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

　　外部人士对人民币国际化也兴趣浓厚，也在积极推动这一过程。据英国财政部统计，目前在全球人民币离岸交易中，伦敦已经占据26%的份额。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表示，伦敦将自己定位为人民币离岸交易的“西方中心”。

　　话虽这么说，但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人为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加快它的国际化步伐，有可能欲速则不达。我们绝不该沾沾自喜，放弃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既定的日程去轻率地推动资本市场开放，因为它可能使人民币陷入“拔苗助长”的陷阱。

　　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并不?么乐观：人口老化、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上涨、跨国企业开始把某些生产转移出中国……中国巨大的国际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加工贸易，如果更多的跨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出中国，中国的贸易形势就可能逆转。同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资本流出在加快，放宽人民币浮动区间后，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反而在上升。这些现象都提醒我们，放宽汇率浮动幅度有助于我们应付未来的形势，但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却可能让我们失去传统稳定市场的工具。

　　其实，在开放资本账户问题上我们不应那么教条主义。要知道，资本账户开放不是单行道，开放的大门也可以再关上。亚洲金融危机时，马来西亚就把已经开放的资本市场又关上了，虽然遭到国际舆论的大肆抨击，但马来西亚政府却度过了危机。印度尼西亚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劝告，没有管制国际资本，结果危机一发不可收拾，苏哈托政权垮台。前车之鉴值得我们记取。

　　同样，当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西德政府不想让马克国际化，但因为德国马克币值稳定，在全球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马克自然成为欧洲货币的参照，最可能成为继美元后的储备货币，直到完全融入了欧元。马克相对美元虽然不断升值，但西德政府没去干预外汇市场，而是把马克升值当作逼迫德国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外部压力。结果，西德马克虽然升值，但西德的产品越来越受外国消费者的青睐，因为价格虽然贵却意味着质量好，外国消费者仍然对德国货趋之若鹜。日本政府当时很想推动日元的国际化，并设计了日元国际化的路径。但“广场协议”后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又开放了资本账户，传统的工具基本失效，日本经历了泡沫膨胀与破裂的过程，日本经济也陷入了多年不振的局面，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也从5%下滑到3%。除去技术细节外，日本“有心栽花花不开”，德国“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也许会给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本文摘自《美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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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通过对美元霸权从兴起、确立到达鼎盛以及遭遇挑战而逐渐衰落的原因做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完整而客观地展示了美元这只货币战争中的猛虎曲折霸气的发展历程。同时指出，美元的兴衰历程对人民币的前景具有参考价值。本书作者是业界的权威人士，论述有理有据，是不可多得的美元版的货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