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长得像我(1)

　　文/张光奇

　　2007年12月24日，樊纲来到位于中国传媒大学视听中心的《 论道 》北京录制现场。因为忙碌，樊纲显得有点风尘仆仆，但依然神采飞扬。记者曾看过樊纲的照片，而眼前的樊纲要比照片上更加帅气、儒雅。有工作人员和樊纲开玩笑：“都说您长得像朱军。”樊纲笑答：“应该说朱军像我。”

　　农场亏损的秘密

　　1969年，作为知青下乡的樊纲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了农场后，樊纲很快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樊纲所在的农场原来只有二十多个人，种地盈利；可是自从知青去了以后，去了一百来号人，“种同样的地，开同样的机器”，却亏损了！不都说劳动创造价值吗？按理说人多了，劳动也多了，不是应该创造更多的价值吗？怎么反倒亏损了呢？

　　樊纲说，更为不可理解的是：“如果我们一年什么都不干，不种那点地，我们反倒亏损少了一点，只发点工资就完了。我们种了那么多地，一年忙活到头，反倒是亏损更多。所以就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这种困惑，樊纲开始读一些经济方面的书，读政治经济学，樊纲终于在书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劳动力太多，成本高于产出，再加上价格的不合理，管理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决定了农场注定要亏损。现实与理论的结合，使得樊纲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书中的理论又促进了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后来兵团改革，改变了原来的工资制，而实行工分制，樊纲也参与了讨论。这一切都为樊纲在经济学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樊纲的经济学之路，就从这个小小的农场起步了。

　　另类的知青

　　农场的经历让樊纲真正知道了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现实让他惶恐、迷茫，当时樊纲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因此不管他怎样努力，无论是参军还是推荐上学都没有他的份，让这个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就有着“唯有读书高”思想烙印的青年不知何去何从。就在这个时候，郭沫若的《 创造十年 》和尼克松的《 六次危机 》，给黑暗中摸索的樊纲指引了奋斗的方向。郭沫若的书让他看到了另一种生活，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看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年轻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热情。“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不是安于现状，想去创造。”这无疑给迷茫中的樊纲带来了一种激励，一种向往。而尼克松的《 六次危机 》则让他看到了一位美国总统一生的政治生涯，让他去思考人生，思考如何抓住机遇，改变命运，改变生活。

　　这种醍醐灌顶般的启示让樊纲的思想迅速提升了一个境界。1975年，他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决定。看不到出路的樊纲，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他放弃了农场的工资公费医疗等待遇，到河北围场当了一名普通的农民，那里的贫穷让他再一次深刻认识了我们社会的落后。然而，这个另类的决定，却真的改变了樊纲的一生。在那里，樊纲获得了考大学的机会。

　　两个月时间考大学

　　小学毕业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樊纲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他没有上过初中，也没有上过高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真正上过学”。16岁，原本应该在学校读书的年纪，樊纲就已经下乡了。

　　1977年，高考恢复，樊纲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数学。而其他的文学、史学等等，就要归功于这位书香门第的学子平日所看的“杂书”了。两个月，樊纲考上了大学。

　　看到记者不可思议的表情，樊纲笑得云淡风轻：“我们那时候大学容易考，不像你们这时候。”其实，头一年恢复高考，尽管题比现在简单，可是十年的空白，决不会像樊教授说得那么轻松。其中的辛苦，也许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大学之后樊纲继续深造，并于1985年赴美留学。到了美国，樊纲说，他的感觉就是震撼：“看到人家经济发达的程度，才真正明白我们在经济上的差距。”出国开阔了眼界，也真正让他明白了经济学之深、之大、之广。樊纲的经济学之路，走到这里，无疑是经历了一个飞跃。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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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等政界、经济界风云人物展开对话，纵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