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白居易《长恨歌》是轻浮之作？

    为什么白居易《长恨歌》是轻浮之作？

    选择高级人才是组织最重大的决策，所以不能不慎之又慎。而选择得当与否，也一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前面提到的唐宪宗（李纯）在去世的前一年（819）提出一个问题：“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玄宗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有两个重要的年号，前期是开元，共29年；后期是天宝，共14年。开元是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号称大治。天宝年间则掀起唐朝大动乱的序幕，天宝四年（745）唐玄宗册封杨贵妃，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开始谋反，李隆基的皇帝也做到了头。李隆基揭幕的大动乱对唐朝社会到底有多大的危害，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直叫人不寒而栗。安禄山造反的前一年（754），唐朝全国共有907万户，5288万人口；内战十年以后的764年，全国只有290多万户，1690多万人口。也就是说十年时间全国死去3600万人，平均每天要死去一万人，死去的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强。而755年安禄山兵变的那一年，李隆基的宫女就有4万多人，是中国历史的最高纪录（参见柏杨：《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知道了这样的背景，再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总有不忍卒读之感，什么“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什么“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什么“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狗屁！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人不是“草”，不可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写《长恨歌》，终究还是轻浮浅薄之辈，那时的白居易34岁，在今天的陕西周至县做县尉。要得元和四年（809），白居易才会写出《卖炭翁》这样的诗，算是找到了一点良知。

    唐玄宗李隆基的宰相序列

    我们还是回到唐宪宗819年的问题：“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

    宰相崔群说：“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为相，则天下大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为相，则朝政紊乱。所以，用人得失，关系重大。人们都认为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叛乱是天下大乱的开端，我则认为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用李林甫主持朝政是治乱的分界线。但愿陛下效法玄宗开元初年，以天宝末年为镜鉴，那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福分啊！”

    李林甫在历史上很有名，有一个成语“口蜜腹剑”就是形容他的为人和手段的。李林甫居宰相高位19年，专政自恣，杜绝言路，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陷之以罪，附之者虽小人，亦被重用。唐玄宗后期怠于政事，大权全部委托给李林甫。因唐王朝蕃将大多是文盲，不识字，不能入朝为宰相，李林甫因此奏请重用他们，结果导致安禄山等人长期在外掌握重兵，助成安史之乱。就是这样一个人，把唐王朝的列车开往覆亡的边缘，而他自己在安禄山兵变的前三年（752）在家病死了，算是善终。有的人是“虽然他走了，但他种的玫瑰留了下来”，李林甫正好相反。

    姚崇和宋璟是唐朝有名的贤相，《资治通鉴》在开元四年（716）有一个记载：

    姚崇和宋璟相继为相，姚崇擅长随机应变以完成任务，宋璟擅长遵守成法坚持正道；两个人的志向操守不同，却能同心协力辅佐唐玄宗，其时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在唐代贤相中，前有贞观朝（李世民时期）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后有开元朝的姚崇和宋璟，其他人都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

    也就是说唐王朝贤能的宰相排名，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和宋璟是前四强。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而他们都是唐王朝的国家CEO。有意思的是，唐玄宗对姚崇和宋璟的态度与对李林甫的态度完全不同。

    姚崇与宋璟进见时，唐玄宗常常要站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唐玄宗便要在殿前相送。等到李林甫做宰相，虽然恩宠超过了姚崇和宋璟，但得到的礼遇就太微薄了。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唐玄宗尊重姚崇和宋璟，但事实上看不起李林甫，但又不能没有李林甫，因为李林甫会弄得他很舒服。李林甫只是现在所谓的“办公室政治”的能手。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