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领导人的典型案例：梁武帝萧衍(2)

    梁武帝这个人很有意思，也很有个性。他38岁做皇帝，在位48年，在南北朝大分裂时代，他恐怕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梁武帝上面的自述很多都是事实。比如他笃信佛教，大建庙宇，晚唐诗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此情此景大半是梁武帝的功劳。梁武帝又曾经三次舍身同泰寺，再由大臣用亿万金钱把他赎回来。为人守孝道，待人慈悲，生活节俭，博学多才。工作勤奋，冬天，四更（凌晨一点到三点）一过，就起来工作，由于天气严寒，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了口子。自从信佛以来，长期斋戒吃素食，不再吃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也只不过是些菜羹，粗米饭。有时遇到事务繁多，太阳移过头顶了，就漱一漱口算吃过饭了。他身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三年，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祭祀，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其它的拜佛等活动，就不奏乐。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却一直衣冠楚楚，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对待宫中太监小臣，像对待尊贵的宾客一样。

    上述这些情况，在封建帝王群中，应该说是一道很特别的风景。但佛祖菩萨最终没能保佑梁武帝，贺琛上书之后的第四年，来自北方的侯景即攻陷梁帝国首都（南京）台城。两个月后，被侯景软禁在净居殿的梁武帝（85岁），感到嘴里发苦，就索要蜂蜜，但是没有人搭理他，梁武帝气急攻心，因此去世。侯景是少数民族，羯族，老家在怀朔镇（内蒙古固阳）。他在东魏帝国（首都在河北临漳）官至司徒，手下有军队十万人，专制河南。后来，东魏小皇帝上台，两人搞不来，就投降南朝的梁帝国。侯景有一点残疾，右脚比左脚短，所以骑马射箭对他来说并不擅长，但是他足智多谋。高敖曹、彭乐都是当时最勇猛的将领，但侯景看不起他们，曾经对人说：“这些人就像受惊的猪一样横冲直撞，流窜侵扰，能撞到哪里去呢？”当然，侯景投降梁武帝是假的，事实上他根本就看不起梁武帝。他能攻陷梁帝国首都并不是势在必得，而是梁武帝昏了头。所以在讲到贺琛上书一事之后，司马光忍不住加以评论。

    【司马光的评述】

    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贤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万物的根本，忠心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导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绩，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能收到很大的效果。

    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这样一种心态，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的话，谁还敢去对他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失误也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亡，国家倾覆，祭祀断绝，难道不是很悲哀吗？

    梁武帝是那种对自己的行为很感动的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帝国有根本性的问题，更不会认为自己的谋略及管理能力存在根本性的问题。他四年后命丧侯景的结局，对他来说是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他的思维模式不是“中国式的”，他对细节很重视，而拒绝对一切根本性问题的质疑。“亚健康”这种概念是梁武帝完全不理解的，也是他不愿意理解的。你告诉他，组织肌体要做一定的保养，甚至要作出根本性的调整，他一定要质问你，是肌体的哪一部分，是手还是脚有问题？是哪一个手指，哪一个脚趾有问题？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关注细节并不是缺点，但如果因为关注细节，而拒绝整体的把握，“见树不见林”，甚至把“关注细节”与“整体把握”对立起来，这样的领导者很少有不犯大错误的。

    理查德德•哈格斯在《领导学》中说：“领导者通常对追随者工作的整体情景更感兴趣，并且与管理者相比，领导者更倾向于用一种不太正式的、比较宽泛笼统的尺度（如整体尺度、个人尺度、气质风格尺度或者与直觉相关的尺度）来评价追随者的业绩表现。”按照这个标准，梁武帝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者，虽然或许他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属于个人的优点，但于事无补。前文曾引述库狄显安对孝昭帝高演说：“陛下太琐细，身为天子，却更像一个具体办事的官吏。”这句话用到梁武帝身上也很合适，或许更加合适，但贺琛如果说了这样的话，估计小命就保不住了。

    总之，能不能采取“抓大放小”的工作方式首先是理念的问题、思维方式的问题，就像梁武帝表现出来的那样；其次，还有一个条件具备不具备的问题，这些条件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还是人才问题，如果手下没有得力的人，各种职能工作不能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那么这个“小”就放不下来，领导人就要去“救火”。

    371年，南北朝时期的前秦（首都西安）皇帝苻坚对他的宰相王猛说：“夫人主劳于求才，逸于得士。”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寻求有才能的人时辛劳费力，得到人才之后就省心了，就可以“抓大放小”了。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