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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8 19:16:12
一、我开始相信有一种人才是为特别宏大的尺度设计的,在任何小一级的尺度上,他们都不能有好的发挥,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有所发挥。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一再出现,我们看一个案例。
【“凤雏”庞统做不好县令】
210年,刘备任命庞统为耒阳(湖南耒阳)县令,庞统政务荒废,被免官。鲁肃写信给刘备说:“庞统的才干不适合管理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县,让他处在治中、别驾的职务上,才能发挥他的才干。”诸葛亮也谈到庞统的才干。刘备召见庞统,与他详细谈论天下大势后,大为器重,就任命他为治中,对他的亲信程度及待遇仅次于诸葛亮。
二、要让这些大才发挥才干,除了尺度合适以外,还要给他们创造合适的做事环境。《墨子•尚贤》说:“给他高官,给他厚禄,给他事做,给他决策的权力。爵位不高,民众就不尊敬;俸禄不厚,民众就不信服;政令不能决断,民众就不畏惧。拿这三件东西授予贤者,并不是为了赏赐贤人,而是想要将事情办成。”这就是说,当认定一个人才的非凡价值之后,拿现在的说法,职权利三方面一定要到位,职权利三方面的高标准设计就是一个贤才做事的环境。
三、越是高层次的人才,越是要作为“个案”来处理(相对于“批处理”的人力资源计划)。如果把管仲、韩信、百里奚放到现在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组织中,他们都不可能有出路。考察超级人才最终得以成立的实际案例,均是千回百折(曲折到让人觉得其中有“天命”主宰的程度),其中又有许多特别的因素,尤其是伯乐之难。《史记》上特别记载:“天下不推崇管仲之贤而推崇鲍叔能知人也。”
四、不能求全责备,司马光“德才兼备论”的“筛子”太密,管仲、韩信、百里奚都通不过。还是魏征的说法通达务实,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会竞相进身。”魏征回答说:“是这样的。天下未平定时,则对于一个人专取其才能,并不看重和考察其德行;动乱平定后,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不能使用”(参《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对于现代公司来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打天下”与“守天下”的分界线。我的看法是,在竞争激烈的时代,“重才”还是应该大于“重德”。德之缺失,在一个法治社会就大处说有国家法律加以制约,从小处说,作为个人修身之德已经内生于才之中,概念上虽然可以明确地区分德与才,但在具体的人身上,并没有所谓的“无德之才”。而且过分强调德,推至极端,就会使“无才便是德”大有市场。东汉仲长统在《昌言》中论三公(官名合称,为最高辅政大臣。一说指太师、太傅、太保,一说指司徒、司马或太尉、司空)人选时说:“从中期开始,选任三公,都务必从清廉忠厚而又谨慎小心、循规蹈矩而又熟悉古代典章的人中选拔。这乃是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之人罢了,怎么足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势力既然已是那样低落,人选又是如此平庸,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为人民取得政绩,这岂不是遥远的事情吗?”说到求全责备,可以举一个较极端的案例,听起来像笑话,但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卫国国君因两个鸡蛋不想任用苟变】
前377年,子思(孔子之孙,《中庸》作者)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时说:“他的才能可统领五百辆战车。”
卫国国君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他做官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
子思说:“圣人选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只有几尺朽烂处,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它的。现在您处在纷争之世,正要广泛网罗‘爪牙之士’,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一员大将,这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
卫国国君一再拜谢说:“接受你的指教。”
茍变只是征税时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卫国国君就认为他的道德有问题而不肯任用他。对比吴起逃到魏国的时候,已有“杀妻求将、母丧不奔”两大劣迹,但魏文侯照样用他,用他的原因在于吴起的军事才能比得上司马穰苴。作为对比,可以再看一下刘邦的用人之道:
【前14年,梅福上书汉成帝刘骜】
从前,汉高帝接纳善言,好像唯恐不及;顺从谏言,好像转动圆的器物;听取谏言,不求本人一定有才能;奖励功劳,不追究其平素行为。
陈平出身于亡命之徒,而能成为重要谋臣;韩信崛起于行伍中,拜为上将。因此天下人才云集归汉,争献奇策异能。智者竭尽谋略,愚者也尽心献上一得之虑,勇士极力显示不怕死的气节,懦夫也勉励自己拚命效死。合天下人的智慧,集天下人的威力,因此攻秦就像拾起一根羽毛,取楚?如拣起掉在路上的东西。这正是汉高帝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梅福在奏书里还引申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楚汉相争的形势,就像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中所说的那样,是“一只瓶子里有两只蝎子”一样的竞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天下之人才,不是归汉,就是归楚,而陈平、韩信原来都是项羽的手下,项羽不能用,而刘邦能用,不光用,还大用。就人才战略和用人气度来说,楚汉相争之结局不是早就决定了吗。项羽有万夫不挡之勇,是一个专业人才,但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刘邦对自己的领导才能颇有点沾沾自喜。前201年刘邦设计抓住韩信,史书上记载了君臣之间的一次闲聊天。
【韩信带兵,多多益善】
高帝刘邦曾与韩信闲谈,议论将领们能带多少兵。高帝问道:“像我这样能率领多少兵呢?”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兵。”高帝说:“对您来说怎么样呢?”韩信道:“我是多多益善啊。”高帝笑着说:“多多益善,为什么却被我捉住了呢?”韩信说:“陛下虽不能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所以被陛下捉住的原因。何况陛下的才能,正是人们所说的‘此为上天赐予,而不是人力能够取得的’啊。”
这一段君臣对话很有意思,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当然是一个领导者,但在领导者尺度上韩信比不上刘邦,在打仗的专业技术领域,刘邦比不上韩信。说到底刘邦是一个政治人才,而韩信只是军事人才。刘邦有无所不包的胸襟,而韩信在超出专业技术领域之外,其才能就显得单薄了。
五、与其时常感叹人才难得,不如更多地从领导者自身寻找原因。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127年的相关评述中说得很明白。
【招不到人才的策略检查表】
如果礼节完备,情意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明君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而应该冷静地反省:
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不值得他仰慕?
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
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
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
为什么贤才不接受我的征聘?假如我的品德已厚,朝政已清明,奸佞已疏远,诚意已到,那么贤才定将叩门自荐,哪里会再三征召而不肯应聘呢?荀子说:“晚上燃火捕蝉,只须把火光照亮,再摇动树枝就行了。如果火光不亮,只摇树枝,也没有用处。而今,君王如能发扬厚德,则天下的人都会归心,犹如蝉去投奔亮光。”有些君主因贤才不应征召而感到羞耻,于是用高位来引诱他,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假如他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则对高位一定不贪婪,对严刑一定不畏惧,君主最终还是得不到他。能够得到的,都是些贪图高位、苟且偷生的人,又哪里值得尊重呢?
既然天下不可能无才(见人才学部分的相关论述),但为什么人才不肯到我这儿来呢?司马光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领导者内省的策略检查表。共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领导者自身的,现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社会,人才不肯来,可能是他们看不上公司的领导者,至少是不认同,或者不认同领导者的为人,或者不认同领导者的价值观;第二个问题是认为组织管理一团糟,我就是来了也无法展开工作,到时双方只有损失,而没有价值的创造;第三个问题,公司人事上有大问题,领导者可能只相信他的家族成员、好朋友、过去的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乡等等,他们天然地排斥外来的职业经理人掌权;第四,领导人虽然对我发出了邀请,但诚意不够,诚意不够或许是重视程度不够,对我的建言或许只是表面认同,而内心却不认为是这样。关于第四个问题,我们看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魏击的问题: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
前403年,魏文侯的公子魏击(后继位为魏武侯)出行,途中遇见国师田子方,忙下车行礼。田子方却不回礼。
魏击怒气冲冲地说:“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
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将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地。贫贱的游士呢,话不听,行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
魏击于是谢罪。
田子方的话很透彻,一个要成就大事的人就应该克己而虚怀若谷,为什么大海最大,是因为大海最低。用“低”来成就“大”,这就是中国智慧。但凡一个人有某些方面的才能,当然会骄傲一些,因为对他来说,有这个才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领导者现在正需要用到他的才能,的确是有求于他,自然应该谦卑一点。
207年(建安十二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时刘备46岁,诸葛亮只有26岁。三国时代的主要人物,曹操年纪最大,生于公元2世纪50年代,刘备生于60年代,孙权和诸葛亮都生于80年代,拿现在的说法,孙权和诸葛亮都是“80后”,诸葛亮比孙权大一岁,他们对曹操和刘备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辈”。诸葛亮也不是他在《出师表》中说的“臣本布衣”那么简单,他在湖北襄阳有第一流的上层社会关系。占据荆州的刘表是诸葛亮的姨父,襄阳大族蔡瑁曾协助刘表取荆州,蔡瑁是诸葛亮的舅父。诸葛亮的姐夫是庞山民,庞山民是庞德公的儿子,而庞统是庞德公的侄子,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司马徽、徐庶都是庞德公家的座上客。称诸葛亮为“卧龙”,称庞统为“凤雏”,称司马徽为“水镜先生”,都是庞德公的发明,而且这些雅号在当时都广为流传并得到社会的公认。所以刘备三请诸葛亮不是盲目的,事实上诸葛亮用世之心极深,经常把自己比作管仲和乐毅,一直有等待英明领袖,一展雄才的意愿(参见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诸葛亮躬耕地考辨》)。说起来,刘备三顾茅庐的代价是很低的,刘备这样付出以后,事实上诸葛亮就要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怎么说,刘备作为整合人才的领导者是非常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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