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尔是不是国有企业？(2)

　　海尔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企业里只有三个电大毕业生，那时大学毕业生都想到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国有企业工作，集体所有制企业一个也招不进来。实际上，连张瑞敏都是被迫赴任的，因为连换三任厂长企业不见丝毫起色，张瑞敏作为青岛市家电公司副经理责无旁贷。而他拉了当时为家电公司普通干部的杨绵绵一起创业，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觉得她与别人不同，在她的同龄人上班时间买菜、织毛衣、洗衣服的时候，她在认真地读书学习。这就是海尔的原始起点，中国一流的跨国公司原来脱胎于一个风雨飘摇的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

　　海尔后来发展大了，人们自然地把它当作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搞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展要海尔参加，海尔说自己不符合标准，有关部门会说你不用太在意这个，不是因为你是国有企业才让你参加，你做大了不参加，会显得不好看。有时地方上统计国有企业数据也会把海尔统计进去，因为缺少这一块的话就显得太小。这种状况可能导致海尔这家集体企业染上了非常浓厚的政府色彩。事虽如此，张瑞敏说：“海尔的性质清楚到不能再清楚了，来龙去脉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没有对有关争论做什么回答。也许有的人就是别有用心。他们很清楚这段历史，故意地这么来说。然后你再去一争辩，就变成一种炒作了。所以，随便他们去说吧。”

　　当然，在海尔的发展过程中，享受到了许多“国有企业待遇”，比如说以划拨形式兼并企业，获得技改贴息政策等。海尔“沾上”国有企业的边为其扩张带来的好处，其实也毋庸否认。例如，青岛市本着引导优良资产、优势资源向优秀经营者集聚的想法，20世纪90年代初把红星洗衣机、得贝冰柜、青空空调划给海尔，这些都为张瑞敏搭起更大的舞台，也将海尔推上新的台阶。但是，政府把很多资产并给海尔，难道就只是海尔搭政府的便车，而没有政府搭海尔的便车之嫌吗？这三家企业也并非国有企业，都是集体企业。而且，如同经济学家夏业良所说，“要死的孩子别人救活了，已经是人家的了，就别舍不得”，不能因此模糊海尔的身份。

　　那么，为什么在青岛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实施监管的27家市直企业名单中，海尔集团公司会赫然在列呢？问题显然出在青岛市国资委一方。青岛市国资委有关人士曾对记者说，“青岛国资委刚刚成立，将资产总额在2亿元以上、净资产达到5000万元的国有（集体）企业都列入首批监管名单”，其实这个括号是后来加上去的，而且青岛市国资委在舆论上出现对它监管越位的质疑后，又重新确认了海尔只是家集体企业。青岛市国资委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让人不得不生疑窦：最开始它把海尔列入监管名单，是不是同郎咸平风波有直接的关系？

　　不管青岛市国资委的出发点是什么，由它来监管集体企业海尔集团绝非师出有名。“监管”这个词对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来说可以使用，但是对集体企业来说是不合适的。政府根本就不是海尔的投资方，集体企业的性质，也决定了政府不能任意无偿调拨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和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于企业最多是建议，“监管”从何谈起呢？

　　实际上“监管”这个词具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其后的法理依据是十分值得深究的问题。张瑞敏说：“我从来不认为谁不应该被监管。国有企业应该被监管，集体企业应该被监管，私营企业也应该被监管。但是，用什么方式来监管？集体企业不能用国有企业的法规来监管。这是肯定的。你可以监管集体企业，但这应该是另外一套办法。如果用对国有企业那套办法来监管集体企业，不仅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违法的。你根本就没有法嘛。那你集体企业法呢？没有。”

本文摘自《“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学习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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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先生，堪称“中国企业界的杰克R26;韦尔奇”。20余年来他领导下的海尔集团以不懈实践，撰写了一部中国式的管理教科书，奉献了独一无二的、以张瑞敏为核心、以创新为基石的海尔管理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典范，也成为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学习样本。
　　知名管理学者胡泳，作为海尔研究权威专家，在这本最新力作中，客观记录了作为本土化管理的先行者，海尔集团如何展开一场可能是中国企业历史上规模最大、内涵最深的企业再造运动，全面总结回顾了海尔对企业全球化、产权改制、治疗“大企业病”等诸多难题的探求，分析探讨了以海尔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面对全球化挑战这个新高度的变革路径，独家披露了张瑞敏“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开出道路”的前瞻思索和曲折心路，并详尽解读了外界对海尔和张瑞敏众多非议背后的是非曲直。海尔的宝贵经验将超越海尔，为所有奋进中的中国企业所重视和借鉴。
　　这是一部中国本土企业管理革命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