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尔要不要改制？(2)

　　更离奇的是另一位经济学家左大培的逻辑，他在流传甚广的《致张瑞敏的公开信》中说：“20年来，我们始终把青岛海尔当成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成功经营的典型。我们用不着讨论青岛海尔到底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因为无论海尔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它都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20年之久的风雨波涛中，青岛海尔能够从一个残破的小工厂成长为国际级的巨型企业，证明了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有足够的生命力，也为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青岛海尔能够从一个残破的小工厂成长为国际级的巨型企业到底证明了什么？它证明了只有抓住改革机遇，抛弃“二国营”模式与管理体制，冲破“一大二公”的产权制度的束缚，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推进体制创新，才能获得迅速发展；它证明了海尔集团的资产来源不是靠什么“皇恩浩荡”，而是靠以张瑞敏为首的海尔管理者和海尔员工的人力资本贡献；它证明了企业家的意愿、想象、创造性和坚持不懈的恒心，才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集体所有制本来只能“与农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和某些工业部门中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相适应”，以这样一种落后脆弱的产权模式，海尔却取得了今日可圈可点的成就，除了张瑞敏杰出的企业家才能之外，我们还应当钦佩他“在沙漠里跋涉，找到绿洲也不敢留恋”的献身精神。

　　可是，难道献身精神就必须排斥清楚的权利吗？为什么不能够承认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在中国，对于相当一部分集体企业而言，改制还是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办不好没人管你，办好了就有人卡着你甚至伸手“摘桃子”。集体企业改革改制的具体政策指导和法律支持长期付之阙如，既没有现成的规矩可循，也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参照，在这种情况下，何不允许海尔大胆改革和创新？如果海尔能够正确处理好企业员工、经营者骨干及其与地方政府几方面之间的关系，在改制实践中摸索出界定产权的办法，从而奠定自己百年老店的基础，于国于民岂不是都是件天大的好事，也完全符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的“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的方向。

　　但对于这样的好事，硬是有人要把它描得一团漆黑，抹黑的很多人都顶着“学者”、“专家”的吓人头衔，并声称自己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实事求是、凭数字说话，但他们的批评既无证据，分析也异乎常人的逻辑，以至于我不得不相信周其仁先生的一个判断：“多数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并不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并不知道企业是怎么回事。”无知还并不怎样可怕，可怕的是用无知罗织罪名，控诉张瑞敏“堂而皇之地把自己领导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由个人控股的私有企业”。而且，一场本来可以是充满建设性的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却被人活生生弄出了阶级斗争的味道。这些人难道真的不明白，在私有产权脆弱、大量产权不清晰的现时代，他们随意安放的罪名，足以置那些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的企业家于死地，足以摧垮在贫瘠的市场经济土壤上顽强长大、狙击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全面接收的优秀本土企业？

　　言论自由是社会良好秩序的基础，不论是谁当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奇特逻辑发言，但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一个健康的导向。以情绪化的东西要求结果的公平，而无视企业家创造的价值，最后创造价值和不创造价值都能获得同样的回报，这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极大的损害。在一个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社会，人人平等从来只有两个层面上的含义，一是政治参与的平等，二是人格尊严的平等，而绝不意味着经济结果的平等。对企业来说，只有按照一种合理的有效率的产权契约关系进行配置，才能在市场中生存并获得发展，个人的财富也才能够增值。鼓吹财产分配应该大家有份，殊不知，如果真的这样瓜分了企业财产，那么最后就只有集体喝西北风了。

本文摘自《“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学习样本》

---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先生，堪称“中国企业界的杰克R26;韦尔奇”。20余年来他领导下的海尔集团以不懈实践，撰写了一部中国式的管理教科书，奉献了独一无二的、以张瑞敏为核心、以创新为基石的海尔管理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典范，也成为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学习样本。
　　知名管理学者胡泳，作为海尔研究权威专家，在这本最新力作中，客观记录了作为本土化管理的先行者，海尔集团如何展开一场可能是中国企业历史上规模最大、内涵最深的企业再造运动，全面总结回顾了海尔对企业全球化、产权改制、治疗“大企业病”等诸多难题的探求，分析探讨了以海尔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面对全球化挑战这个新高度的变革路径，独家披露了张瑞敏“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开出道路”的前瞻思索和曲折心路，并详尽解读了外界对海尔和张瑞敏众多非议背后的是非曲直。海尔的宝贵经验将超越海尔，为所有奋进中的中国企业所重视和借鉴。
　　这是一部中国本土企业管理革命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