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体制问题的根源(1)
我认为，我们的政府体制需要改革，根本的问题在于目前仍然在起作用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遇到了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改革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是按照列宁的模式建立的。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有一个总的说法，就是他在《国家与革命》里讲的：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国家的辛迪加”；政府是这个国家垄断大公司的总管理处；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的雇员列宁（1917）：《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页。。列宁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是由斯大林加以阐明并在苏联的实际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斯大林在自己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的第五节《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党和工人阶级》斯大林（1926）：《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434页。中详细说明了这一体系的基本结构。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力量”和各种“传动装置”、“杠杆”构成的。在这里，“指导力量”是指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传动装置”和“杠杆”则首先是指各级政府，此外还包括工厂、商店等经济组织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同上书，第411—415页。。斯大林还引用列宁的话说，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而政党通常是由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斯大林（1926）：《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3页。。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上述体系号令全国，管理这个巨大无比的大公司。
十分清楚，列宁的上述政治体制模式（“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和他的经济体制模式（“国家辛迪加”）是相互衔接的，不论这一体制是否合理，在国家辛迪加的基础上，依靠这一套体系，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完全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保持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列宁的“国家辛迪加”已经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代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然而政治体制仍然大体保持列宁、斯大林的模式。过去人们普遍接受苏联的教条，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国家所有制（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加上处于附属地位的准国有制，即集体所有制）。改革20多年来，这种认识已经改变。特别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这反映了认识上的巨大飞跃。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套用列宁在1924年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建立在农民自愿组织的合作社的基础上以后说过的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1924）：《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7页。。中共十五大以后，根据代表大会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要求，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对于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基本架构的认识似乎没有变化，而这一套以行政命令为主、直接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微观干预的体制是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不相衔接的。这就导致社会上层建筑与它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冲突。党政领导机关还要在相当程度上按照计划经济下的方式管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决策的微观事务，自然很难把政府体制理顺。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改革的后进地区，即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快、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得比较快的先进地区，政治体制落后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最近我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几位负责人到浙江考察。大家对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印象非常深刻。经济增长很快，社会很稳定，也没有失业问题。但是我发现老百姓对政府的意见比五年前还要多些。几年前当地老百姓对政府和党政工作人员的要求很低，只要你不压制我的发展就行了。即使有点问题，花点钱也能“搞掂”。有时候上面查得紧，地方上还能帮忙扛一扛，采取一点变通的方法。现在作为纳税人的普通老百姓对党政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过去高。他们有时会提出有效和廉洁政府的要求，还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有些党政工作人员缺乏主权在民的观念，更没有服务意识，因此老百姓很有意见。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
十分清楚，列宁的上述政治体制模式（“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和他的经济体制模式（“国家辛迪加”）是相互衔接的，不论这一体制是否合理，在国家辛迪加的基础上，依靠这一套体系，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完全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保持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列宁的“国家辛迪加”已经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代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然而政治体制仍然大体保持列宁、斯大林的模式。过去人们普遍接受苏联的教条，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国家所有制（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加上处于附属地位的准国有制，即集体所有制）。改革20多年来，这种认识已经改变。特别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这反映了认识上的巨大飞跃。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套用列宁在1924年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建立在农民自愿组织的合作社的基础上以后说过的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1924）：《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7页。。中共十五大以后，根据代表大会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要求，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对于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基本架构的认识似乎没有变化，而这一套以行政命令为主、直接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微观干预的体制是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不相衔接的。这就导致社会上层建筑与它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冲突。党政领导机关还要在相当程度上按照计划经济下的方式管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决策的微观事务，自然很难把政府体制理顺。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改革的后进地区，即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快、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得比较快的先进地区，政治体制落后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最近我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几位负责人到浙江考察。大家对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印象非常深刻。经济增长很快，社会很稳定，也没有失业问题。但是我发现老百姓对政府的意见比五年前还要多些。几年前当地老百姓对政府和党政工作人员的要求很低，只要你不压制我的发展就行了。即使有点问题，花点钱也能“搞掂”。有时候上面查得紧，地方上还能帮忙扛一扛，采取一点变通的方法。现在作为纳税人的普通老百姓对党政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过去高。他们有时会提出有效和廉洁政府的要求，还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有些党政工作人员缺乏主权在民的观念，更没有服务意识，因此老百姓很有意见。
本文摘自《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