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对提问的回答(1)
问：在去年到今年宏观调控中，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而结构问题不能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总量手段来解决。这也是支持更多采用行政手段的人的理由，你认为这个理由成立吗？
吴敬琏：从短期的观点看，宏观经济平衡是一个总需求、总供给的协调问题，通常讲的凯恩斯主义意义上宏观经济问题就是指供给总量、需求总量不平衡的问题。但从长期的观点看，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效率问题，效率问题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主要内容就是资源配置效率太低，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结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优化结构？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用政府去做资源的再配置，就是说由政府决定哪些项目应该上，哪些项目应该下，哪些生产应该紧缩，哪些生产应该扩大。另外一个方法是在稳定宏观环境的前提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来调整结构，保证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使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十四大关于中国改革的目标的规定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换句话说，经济结构调整主要的要靠市场，靠价格机制。
问：我在报上看到中国有6000亿的电力投资未立项。你觉得电力行业投资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所看到的文章说，发改委的官员认为，我国电力可能存在一个过度投资的问题。
吴敬琏：中国的电力供求大概几年会有一次周期，电卖不掉和电力紧张。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周期？
前一段时间主流的观点认为，应该由政府来调整电力产业的结构。我不大认同这种思路。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90年代中期电卖不掉、要压缩电力投资的情况。曾经有3年不进行电力投资。前一段时候的呼声是要赶快上电力投资项目，因为电力太紧张了。最近又提出来需要压缩电力投资。由于政府不可能及时和准确地预见电力需求的变化，由政府来决定资源在企业间、行业间、地区之间怎么配置，就造成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大幅度波动。其实，如果政府真有准确及时全面掌握信息的能力，市场化改革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当然，市场有它自身的问题。对于长期的波动，市场的反应有滞后性。但在市场经济中，有多种办法和许多工具来克服这方面的缺点，例如电力期货市场，还有宏观信息的提供等等。
问：在过去，尤其90年代末以前，大家习惯性地认为市场和政府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但在过去几年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我们一方面看到市场力量的加强，另一方面政府力量也在极度加强，在未来，它们的相互关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吴敬琏：在改革初期的确有这样一种观点，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小、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种单边的过程。不过我从来不赞成这个观点，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够排除政府的作用，所以政府不是越“小”越好。
我认为比较好的说法是：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政府行为错位、越位和不到位。也就是说有些地方是越位了，比如说微观经济活动政府参与太多，资源在企业之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配置政府参与太多，这就越位了。但不到位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提供好的制度环境，提供法治环境，尽力保证分配上的公正；再比如说向全社会提供准确的、全面的宏观经济信息。这些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政府做得很不够。
那么，再看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发展，我认为政府工作的某些方面应当加强，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新一届政府制定了一个建设法治政府的纲领。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十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这些方面加强政府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而不是政府愈小愈好。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
吴敬琏：从短期的观点看，宏观经济平衡是一个总需求、总供给的协调问题，通常讲的凯恩斯主义意义上宏观经济问题就是指供给总量、需求总量不平衡的问题。但从长期的观点看，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效率问题，效率问题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主要内容就是资源配置效率太低，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结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优化结构？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用政府去做资源的再配置，就是说由政府决定哪些项目应该上，哪些项目应该下，哪些生产应该紧缩，哪些生产应该扩大。另外一个方法是在稳定宏观环境的前提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来调整结构，保证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使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十四大关于中国改革的目标的规定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换句话说，经济结构调整主要的要靠市场，靠价格机制。
问：我在报上看到中国有6000亿的电力投资未立项。你觉得电力行业投资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所看到的文章说，发改委的官员认为，我国电力可能存在一个过度投资的问题。
吴敬琏：中国的电力供求大概几年会有一次周期，电卖不掉和电力紧张。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周期？
前一段时间主流的观点认为，应该由政府来调整电力产业的结构。我不大认同这种思路。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90年代中期电卖不掉、要压缩电力投资的情况。曾经有3年不进行电力投资。前一段时候的呼声是要赶快上电力投资项目，因为电力太紧张了。最近又提出来需要压缩电力投资。由于政府不可能及时和准确地预见电力需求的变化，由政府来决定资源在企业间、行业间、地区之间怎么配置，就造成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大幅度波动。其实，如果政府真有准确及时全面掌握信息的能力，市场化改革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当然，市场有它自身的问题。对于长期的波动，市场的反应有滞后性。但在市场经济中，有多种办法和许多工具来克服这方面的缺点，例如电力期货市场，还有宏观信息的提供等等。
问：在过去，尤其90年代末以前，大家习惯性地认为市场和政府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但在过去几年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我们一方面看到市场力量的加强，另一方面政府力量也在极度加强，在未来，它们的相互关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吴敬琏：在改革初期的确有这样一种观点，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小、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种单边的过程。不过我从来不赞成这个观点，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够排除政府的作用，所以政府不是越“小”越好。
我认为比较好的说法是：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政府行为错位、越位和不到位。也就是说有些地方是越位了，比如说微观经济活动政府参与太多，资源在企业之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配置政府参与太多，这就越位了。但不到位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提供好的制度环境，提供法治环境，尽力保证分配上的公正；再比如说向全社会提供准确的、全面的宏观经济信息。这些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政府做得很不够。
那么，再看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发展，我认为政府工作的某些方面应当加强，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新一届政府制定了一个建设法治政府的纲领。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十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这些方面加强政府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而不是政府愈小愈好。
本文摘自《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