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对提问的回答(2)

　　问：整个80、9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一种精英式的权力游戏，它是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某种和谐的相处方式。但实际上经济学往往像温室里的脆弱之花，在过去两年里，在一些争论中，我们看到公众的情绪越来越深刻影响到你们的游戏规则，经济学家的观点很容易被公众情绪劫持。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公众意识、公众情绪的进一步高涨，你们该怎么应对这种变化？

　　吴敬琏：首先，我不认为经济学家是一个单质性的群体。有一个中外传播很广的说法，有三个经济学家肯定至少有五种意见。经济学和别的学科一样，它的“游戏规则”就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而绝不能搞“舆论一律”，也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

　　有两个时期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意见是一致的。一个是在80年代中期，一个是90年代初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邓小平提倡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为什么会比较一致？我估计是因为在那之前有过两次回潮：一次是80年代初期，一次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这两次回潮中，所谓“政治家、理论家”都说应该转向计划取向，一时间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方针。比如说十二大取消了要搞商品经济的提法，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90年代初期的正式的提法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改革要市场取向，观点很一致。

　　现在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很大，我想并不是因为受到了公众的某种气氛的劫持，而是因为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让我想起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跟我的一段对话。他在198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宏观经济是否面临通货膨胀的讨论。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你跟托宾（James Tobin）是宏观经济学两个对立学派的领袖，为什么你们两人却一致认为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十个经济学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们之间争论得一塌糊涂，谁跟谁的意见都不一致。但是如果你把十个经济学家跟非经济学家放在一块讨论，就会发现，这十个经济学家意见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只要是个经济学家，受过基本的经济学训练，在最基本问题上就不会有分歧，他们的分歧是在相对而言比较枝节性的问题上。

　　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应该说市场取向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这就有很大的分歧了。再把它细化一点，比如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市场以及第三部门（民间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会有很大的分歧。

　　经济学家要不要考虑群众的意见？经济学是非常现实的科学。虽然它首先是实证性的，但每个经济学家作为公民，确实有一个社会责任、价值取向的问题。经济学家应该注意公众舆论，因为群众的呼声往往是有道理的，虽然它的分析不一定都是那么深刻和准确，但能够让我们感受问题的大的方面。比如现在弱势群体对收入差距过大的激愤情绪。我认为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们的诉求也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应当响应大众的呼声，研究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们必须采取冷静的科学态度去研究问题的症结和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现象和本质往往不是一致的，大众的利益也有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分。

　　问：对于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改革而言，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它的受益者。回顾中国26年的改革我们会发现中国第一阶段改革的受益者是农民，接着是私营企业家。我不知道，在未来五年、十年内，中国改革的明确受益者到底是谁？

　　吴敬琏：为什么在增量改革的初期满意的情绪是占支配地位的呢？就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直接的受益者。改革深化以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一部分人没有得到直接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利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得到了非分的财富。改革归根到底会让所有的人受益，但是从短期看，也要考虑让更多的人获益。特别是要采取措施防止少数人凭借权力来侵犯公众利益，剥夺大众。这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传媒界的朋友应该共同努力的。这样来帮助改革比较顺利地、较少痛苦地向前推进。

本文摘自《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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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