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对挑战，朝哪个方向解决
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的诸种问题，看来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改革以后对经济的管理放得太松，所以要加强政府的行政管制，包括对企业生产和投资活动的直接干预。另一种倾向是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正确的。
在上述两种倾向中，前者在我们的政府机构里是占主要地位的。有些人有着一种国家管得越多、越具体越好的“国家辛迪加”的倾向。其实“国家辛迪加”在现代经济里是绝对行不通的。不仅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的设想行不通，而且马克思用“社会大工厂”的形式实现产权社会化的设想也行不通。在19世纪产业革命的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标准产业形式是所谓大规模生产方式。国家所有制就是一种最容易设想的适合于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产权社会化形式。大规模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所谓福特生产方式。如果福特生产方式囊括了整个社会，革命胜利后建立“国家辛迪加”可能是顺理成章的。这种生产方式在20世纪初期曾经红极一时，但是到20世纪中期随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它就遇到了挑战，因为第三产业往往不适合搞大规模生产，至少不是全都适合搞大规模生产。例如麦当劳之所以采取特许经营（franchise）的经营方式，其原因就是面对面的服务只适合于搞小规模企业，企业规模大了就会导致从业人员吃大锅饭，使服务质量下降。对大规模生产方式更加严重的挑战来自5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技术革命。高技术的特点是智力资本起决定性作用，而智力资本是无法“国有化”的。
因此，在现代社会里产权社会化就必须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国有制不仅不是产权社会化的最好的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可能是一种最差的形式。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如果怀抱社会主义理想，希望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就要改变原来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看法，使之适应于技术和经济的变化。如果坚持原来的列宁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就等于自己否定自己。所以，政府不但要改变经济体制，还要改变自己。如果相信历史唯物主义，这恐怕是必然的结论。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
在上述两种倾向中，前者在我们的政府机构里是占主要地位的。有些人有着一种国家管得越多、越具体越好的“国家辛迪加”的倾向。其实“国家辛迪加”在现代经济里是绝对行不通的。不仅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的设想行不通，而且马克思用“社会大工厂”的形式实现产权社会化的设想也行不通。在19世纪产业革命的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标准产业形式是所谓大规模生产方式。国家所有制就是一种最容易设想的适合于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产权社会化形式。大规模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所谓福特生产方式。如果福特生产方式囊括了整个社会，革命胜利后建立“国家辛迪加”可能是顺理成章的。这种生产方式在20世纪初期曾经红极一时，但是到20世纪中期随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它就遇到了挑战，因为第三产业往往不适合搞大规模生产，至少不是全都适合搞大规模生产。例如麦当劳之所以采取特许经营（franchise）的经营方式，其原因就是面对面的服务只适合于搞小规模企业，企业规模大了就会导致从业人员吃大锅饭，使服务质量下降。对大规模生产方式更加严重的挑战来自5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技术革命。高技术的特点是智力资本起决定性作用，而智力资本是无法“国有化”的。
因此，在现代社会里产权社会化就必须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国有制不仅不是产权社会化的最好的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可能是一种最差的形式。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如果怀抱社会主义理想，希望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就要改变原来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看法，使之适应于技术和经济的变化。如果坚持原来的列宁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就等于自己否定自己。所以，政府不但要改变经济体制，还要改变自己。如果相信历史唯物主义，这恐怕是必然的结论。
本文摘自《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