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问题的症结。(1)
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大致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腐败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主要是由于行政权力对于资源的支配在有些方面还继续保存着，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增强，于是就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如果这个意见正确的话，应该采取的对策就是限制权力、推进改革、建立法治。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取向的改革。他们说，中国的改革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主导的。“主流经济学家”把改革引向了市场经济的错误方向。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提出的对策是抑制市场力量，强化政府对于资源的配置权力和对于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我们可以从80年代中期对腐败根源的不同分析来看现在的问题。当时大致上有两种极端的观点和一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两种极端的观点之一是，腐败蔓延的基本原因是因为市场取向，金钱促使人们贪欲的扩大，因而造成了腐败的蔓延。腐败这种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消灭了，现在又出现了，就是因为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因此应该扭转改革的方向。另一极端的观点则认为，金钱作用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所需要的，金钱力量的扩大必然使得人们去追求财富，所以腐败是要蔓延的。但是腐败是实现现代化必要的条件，甚至是使经济机器能够运转起来的润滑剂。
运用现代经济学对腐败进行分析，也就是用权力寻租理论来分析，腐败的根源不是自由市场制度和平等竞争，而是“权力搅买卖”，即权力对于交易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可能性。既然权力能够带来租金，那么人们就会在寻求租金的过程中付出贿赂这样的成本。
对于腐败流行的原因，当时有很大的争论。不过到了90年代初期，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各种商品的价格都放开了，靠权力寻租的“倒爷”也就销声匿迹了。这个事实证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是对的。不是市场化的改革造成了腐败的蔓延，而是因为市场没有放开，权力对交易活动进行广泛的干预，才造成了腐败的蔓延。
90年代初期的经验使得朝野达成了共识。中纪委在90年代后期提出从源头上反腐败。当时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指出，腐败的最重要的源头是行政审批制度。在90年代末期，中共中央和中纪委提出了尽量减少行政审批的要求。不过这些要求似乎没有贯彻到底。一些行政权力对交易的干预被消除了，但是又改头换面地出现，甚至增加了一些新的行政干预，所以出现了一些新的寻租途径。例如90年代初期一直延续至今的土地批租过程中权力导致的腐败。
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往往会长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不会因为通过一次讨论在某些问题上弄明白了，就对所有的问题都明白了。意见分歧会反复地出现。在近期，因为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激化的趋势，所以新的争论又起来了。
当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有三种力量可能倾向于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因而需要强化国家的干预，抑制市场力量。这是哪三种力量呢？第一，是靠权力发财的权贵，即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参见R?拉詹和L?津加莱斯（Raghuram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2003）：《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是希望保持和扩大对资源支配权力的官员；第三，是认为市场化改革使自己受损的弱势群体。
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弱势群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了损害，但是对于是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可能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结盟蒙蔽群众，就有可能把第三种力量误导到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上去。反对市场取向改革其实不符合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由于不明真相而受到误导。如果弱势群体被误导，抑制市场竞争、强化政府控制就会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基本取向，再经过传媒的放大，有可能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造成冲击。这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多数人都是极其不利的，对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是极其有害的。
其实这个问题过去已经反复证明过，但是现在看来还要做重新的证明。不光是要对问题做理论上的分析，还要采取行动来消除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寻租为例，既然我们认识到寻租的本质在于“权力搅买卖”，那么要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的根源就要做这样三件事情：第一，是尽量减少行政审批、限制行政许可，第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把必要的行政许可置于监督之下。在市场经济中不能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国家除了要提供法治的环境，它还要在很多方面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应该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且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取向的改革。他们说，中国的改革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主导的。“主流经济学家”把改革引向了市场经济的错误方向。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提出的对策是抑制市场力量，强化政府对于资源的配置权力和对于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我们可以从80年代中期对腐败根源的不同分析来看现在的问题。当时大致上有两种极端的观点和一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两种极端的观点之一是，腐败蔓延的基本原因是因为市场取向，金钱促使人们贪欲的扩大，因而造成了腐败的蔓延。腐败这种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消灭了，现在又出现了，就是因为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因此应该扭转改革的方向。另一极端的观点则认为，金钱作用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所需要的，金钱力量的扩大必然使得人们去追求财富，所以腐败是要蔓延的。但是腐败是实现现代化必要的条件，甚至是使经济机器能够运转起来的润滑剂。
运用现代经济学对腐败进行分析，也就是用权力寻租理论来分析，腐败的根源不是自由市场制度和平等竞争，而是“权力搅买卖”，即权力对于交易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可能性。既然权力能够带来租金，那么人们就会在寻求租金的过程中付出贿赂这样的成本。
对于腐败流行的原因，当时有很大的争论。不过到了90年代初期，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各种商品的价格都放开了，靠权力寻租的“倒爷”也就销声匿迹了。这个事实证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是对的。不是市场化的改革造成了腐败的蔓延，而是因为市场没有放开，权力对交易活动进行广泛的干预，才造成了腐败的蔓延。
90年代初期的经验使得朝野达成了共识。中纪委在90年代后期提出从源头上反腐败。当时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指出，腐败的最重要的源头是行政审批制度。在90年代末期，中共中央和中纪委提出了尽量减少行政审批的要求。不过这些要求似乎没有贯彻到底。一些行政权力对交易的干预被消除了，但是又改头换面地出现，甚至增加了一些新的行政干预，所以出现了一些新的寻租途径。例如90年代初期一直延续至今的土地批租过程中权力导致的腐败。
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往往会长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不会因为通过一次讨论在某些问题上弄明白了，就对所有的问题都明白了。意见分歧会反复地出现。在近期，因为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激化的趋势，所以新的争论又起来了。
当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有三种力量可能倾向于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因而需要强化国家的干预，抑制市场力量。这是哪三种力量呢？第一，是靠权力发财的权贵，即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参见R?拉詹和L?津加莱斯（Raghuram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2003）：《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是希望保持和扩大对资源支配权力的官员；第三，是认为市场化改革使自己受损的弱势群体。
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弱势群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了损害，但是对于是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可能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结盟蒙蔽群众，就有可能把第三种力量误导到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上去。反对市场取向改革其实不符合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由于不明真相而受到误导。如果弱势群体被误导，抑制市场竞争、强化政府控制就会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基本取向，再经过传媒的放大，有可能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造成冲击。这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多数人都是极其不利的，对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是极其有害的。
其实这个问题过去已经反复证明过，但是现在看来还要做重新的证明。不光是要对问题做理论上的分析，还要采取行动来消除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寻租为例，既然我们认识到寻租的本质在于“权力搅买卖”，那么要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的根源就要做这样三件事情：第一，是尽量减少行政审批、限制行政许可，第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把必要的行政许可置于监督之下。在市场经济中不能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国家除了要提供法治的环境，它还要在很多方面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应该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且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
本文摘自《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