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文化人 经济学家一瞥*(6)

　　有很多的野史，也有很多所谓的正史。易中天把真真假假穿插在一起，学者们批评他不够严肃，说他是在说书，但他一再声明他很严肃,讲的是《三国志》而非《三国演义》。正史拿他没办法，小说家对他也没脾气。正如贾雨村言，真个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有时候他用《三国志》来考证，你觉得他还很严谨；有时候他又用现代商业语言去讲述，似乎又不太严肃。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确讲得深入浅出，游刃有余。与说书者比，他显然是学者；在学者眼里，他又是江湖。就好像陈毅有次骂人所说的一样：“武人里面我是文人，文人里面我是武人，奈我如何！？说我打仗不行，我还懂写诗，你们写不了；说我写的诗不行？但我是能打仗的诗人，谁人能比？”又比如说郭沫若：“你打过仗吗？”所以这种“两栖动物”的确有他的优势，这是第一个特点。叙述方式的革新第二个因素，他的叙述方式符合读图时代的市井要求。特别是通过电视这种最直接的大众传媒，他在讲的时候，经常伴随着即兴表演。那些博导们在讲台上一个个师道尊严，正襟危坐，但这位仁兄把这一点也打破了，在台上经常是比比划划，如讲到汉朝的一个礼仪“避席”时，为了让听众能理解，他竟然当场示范，面对听众跪在讲台前。播出后粉丝们倒是更敬佩他了，但是同行们却纷纷指责他有失体统——像什么样子，老师讲课怎么可以当堂下跪呢？师道尊严都没有了。这样的“小品”在易中天的讲堂上不少，正好符合了读图时代人们直观的、近距离接触的需求以及人们对“权威”和“神圣”的不屑，一下子拉近了演讲者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从这点来说，老易揣摩透了消费者的心理，而这跟他的江湖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形式新，口才也很关键。很多有分量的学者，学问深、文章也写得很漂亮，但到了电视台表现力不行。现在电视是最有效的大众传播工具，可以将课堂放大到无限，但电视对人的综合要求也很高。在国外，那些所谓的“政客”们，为了能够在电视节目中博取民心、拉选票，简直是费尽心思。与此同时，电视又是一种可以做假的艺术，所以有许多包装——讲了一半停下来，重来，然后剪辑、包装。易中天是天才的、最适合在电视节目中表现自己的人。这也是他能够成为“齐天大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寓教于乐，娱乐百姓这个栏目被炒热之后，我还真注意看了另外一些讲座者，口才虽然都不错，但效果却没有易中天这么好，做不到拔出萝卜带出泥——他们所讲的，基本上不是像说书，就像是上历史课，都只是讲原始内容，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敢于发挥，敢于以古喻今，敢于今古结合、标新立异。他说“诸葛亮唱的是卡拉OK”，“曹操其实很可爱”，“关羽应该当爱神”，把老百姓逗乐了，不少粉丝说：“他让我们笑，我们就喜欢他。”现在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严肃的、有深度的话题能够引起大众的兴趣，要想做大众市场，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小众市场，就必须通俗化、娱乐化。你看，从《水煮三国》的走红，到《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到“猪八戒”、“超女”、“超男”以及所谓的“芙蓉姐姐”，这些都是在给他当铺垫。毕竟是中央台这种强势媒体，而且是一种神圣的学术论坛，只要稍微加一些幽默和娱乐的成分，效果就大不一样。“学术+娱乐”作为燃料，电视这个火箭就直接把“孙猴子”发射到了太空，一下子成了“齐天大圣”，接受万人朝拜了。“易中天现象”是这十几年中国的这种不屑、恶搞、马太效应、浮躁、对一夜成名的渴望以及娱乐化的一次终结性爆发。这次爆发使得易教授“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易中天本人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就是探讨“易中天现象”的价值。“知道分子”成了“超男”易中天是中国最大的“知道分子”，这是一个“知道分子”时代。当时我提出“知道分子”的概念，是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意思呢？有知，有识：知——知道，识——见识。但现在出现了一大批“知道分子”——肚子里面的干货很多，但仅仅是知道而已。而《新周刊》接过这个词，搞拧了它的原意，使之变成“知识分子的精英”了，由此还评出“中国十大知道分子”，把“知道分子”变成了“超男”。由此把这个称号打响了，成了一个新锐、时尚的称号。如果说女性靠色相博取名声，那“超男”比拼的就是头脑了。那一年《新周刊》评“中国十大知道分子”时，易中天曾经也希望入选，但由于名气还不大，他们把这个称号给了王鲁湘。现在易中天这么火，应该有资格当知道分子了。按照这个标准，什么是“知道分子”呢？可谓是“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知识分子给人家的感觉总是比较呆，俗称“书呆子”嘛，而“知道分子”则不然。就易中天来说，前半段的时候在基层，跟江湖人士、“三教九流”打交道多，知道社会是怎么回事；后半段作为大学老师，处于高楼深院之中，也了解学问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做学问，不是只关注书本的知识，更注意考察社会。有江湖经历，再做学问，就不会只是书呆子，而是达到了“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境界——这种知识不仅只是一种书本的知识，还有江湖世故在里面。时势造英雄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易中天这个“知道分子”的典型。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在平顺的年代这么多东西就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表现出来。时世造就了他。由于他前半生的江湖阅历，加之在高楼里面关闭的时间不是很长，得以脚跨学术和社会两头。这从他写书的类型《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可见一斑。独特的经历使他更能在分析人性这方面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具有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正好遇上了这个大时代，恶搞、“超女”、关公战秦琼，中央台也参与这种行情，这么多人放出去没有出大名，刘心武出了点名，当时人们都觉得不得了了，可易中天一出来，比刘心武更加厉害。这些榜样给还在象牙宝塔中的人以启示，唤起文人千百万！真正成了“易中天现象”了。时代的火箭，把“孙猴子”送上了太空，原来他只是花果山上的猴王，火箭把它送上天空后则成了万民敬慕的“齐天大圣”。一下子那么出名，搞得很多文人不服气，你不服气也没办法，因为它是一种现象。这个火箭也送过很多人上天，为什么他们没有出名，而易中天就出名了？因为那些被送上天的是“猴子”，不是那个得道的“猴精”。这个“猴子”会七十二变，在上天之前，已经炼出可以大闹天宫的功夫了，这就是他能够变成“齐天大圣”的原因。这种特殊的年代使易中天有这种特殊的经历，形成了这种特殊的知识结构和叙述方式，他虽不是一个十分严谨的学者，但他也不是一个教条的学者。他是“老江湖混进学术圈，乱拳打死老师傅”，一遇到合适的井喷机会，他想不火都不行。2006年10月18日，王志纲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与易中天讨论当时引起轰动和争议的“易中天现象”。

　　看“易中天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拔出萝卜带出泥。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但换个角度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因为过去还没有从这种角度去欣赏过。我们不要简单地用“好”或者“坏”来评判这种现象，要分析它背后的东西。所以我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只因红尘滚滚来”。玉宇澄清万里埃“易中天现象”既是滚滚红尘的产物，也是滚滚红尘的克星，它使得日益庸俗和浅薄的大众娱乐增加了知识含量，将大众关注的焦点向文化转移。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经意间，为象牙宝塔和大众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也在大众传媒上开辟了一条学术与市井结合的新路。不仅余秋雨不再孤独——终于有了易中天这么个战友，示范效应也许会促使更多的学者走出象牙宝塔，与大众传媒相结合，创造出受大众欢迎的文化新形态、新样式，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让大众脱离红尘。如果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倒真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了。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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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