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文化人 经济学家一瞥*(3)

　　护，却又想占有“野生动物”的名分，倒不如真的成为“野生动物”试试，在市场中做一番检验。问：回到刚才提到的民间智库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活得这么艰难？王：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是从体制内游离出来的经济学者，过去从事的是纯学术研究，这种纯学术研究是需要养的。在国外，他们或者在大学里面做学问，或者被基金养起来。但是，一旦他们成为“野生动物”，就面临着自己养自己的问题，因为中国还没有出现像美国的哈默、洛克菲勒、福特基金这样的资助者，在国内“化缘”很难，纯粹靠政府养指标又有限，向国外要，运气好的能要到一点，但要多了还有政治风险。这就逼着这些机构必须出来“打野食”，必须像“野生动物”那样参与竞争，优胜劣汰。而书本上的花架子在市场中往往解决不了问题，市场要的是“经世致用”的知识，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而这又是他们的短项。所以，一旦遇到一些与市场短兵相接的项目，他们就推不动了。比如，我们曾做过的西部的一个项目，原来就是由国内一家颇有名气的民间智库做的。他们的人才队伍很庞大、很吓人，不少都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者。但埋单的人拿到他们的方案之后，却一头雾水——看到了一堆线团，但是找不到线头，最后只好又找到我们。这些研究机构很想在市场中获取订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收益，但他们先天不足，又很难被市场所接受，这就是他们的尴尬。最典型的就是一家专门克隆美国经验的研究所，它活得更难。为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刚上学的娃娃，却要学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壮汉的做法，像史泰龙一样去打拳，像西部牛仔一样去纵横江湖，这显然是很荒唐的。克隆得再像也不如原装的，学得再好总有师傅在上，所以，这样的机构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因为它是一个“早产儿”。此外，还有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情结的民间研究机构，他们本是做政治研究的，但政治研究在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风险很大的“雷区”，更不会有财团愿意资助。从体制中游离出来、从事咨询的文人除了以上两类，还有一类，那就是真正面向市场的。但他们往往只能在宏观、中观层面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大多缺乏微观层面的实操能力。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没有经历过自下而上的过程，他们缺少沉入海底的经验与阅历，所以，他们也很难成长为树大根深的市场化咨询机构，除非他们认真地补上自下而上这一课。问：在中国，有没有生存得很好的民间智库呢？王：我想他们应该是那些真正从市场中闯荡出来的，是那些纯粹的“野生动物”。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就必须熟悉丛林法则，适应残酷的生存环境。而经过近十年的打磨，凡是能生存下来的必然有其核心的竞争力。比如工作室，我是深有感触。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智力机构，如果能十年不倒，能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一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我们之所以十年来始终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正是由于我们的本土化以及能够知行合一的优势。我们不仅擅长解决市场中大量的现实难题，更在实战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理论的研究与探讨。而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立场的独立、观点的超脱，既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更不媚俗于大众。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公正性、客观性，才能不断地积累公信力，为业界提供备受关注的预见与思想。通过亲身实践，通过与市场对接，我们在指导客户的同时也从中获取了养分，获得了对社会、经济、文化、市场观察的第一手资料，并由此得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和研究结果。而这些对社会发展大势的判断与思考，不仅仅会用来指导我们的服务对象，同时也会对相关行业乃至整个社会起到推动作用。但目前我们的研究与理论探索并没有被纳入传统智库的范畴，所以他们对智库的生存及作用感到悲观，事实上，民间的各类智库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经过市场的历练之后，正在崛起。问：如此多的智库难以在市场中生存，问题出在哪呢？王：首先是观念上存在误区。我认为，商业思想库必须经历一个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象牙宝塔到市场丛林的过程，也就是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顾问咨询能力、商业思想库的地位是在市场竞争中确立的，绝不是自挂勋章就管用的。问：您为什么认为某些智库的最大缺陷是脱离实际呢？王：我们是一个猛子扎到海里，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从赶小海，到涨潮，再到滔天巨浪，从拼刺刀——解决企业最紧迫的问题，到企业发展、大盘开发，再到城市、区域发展战略与国家大型项目。我们是从下往上走，而他们是从上往下走，所以他们有落不了地的感觉。我们一直从幕后看戏，他们一直习惯于坐在前台看戏。他们更多的是依赖于看报表、算数据来找出问题，所以他们对企业、对市场的感觉难免片面；而我们不仅做出诊断，还能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有些具有高楼深院背景的文人除了脱离实际之外，还好为人师，但不了解真相，只了解一知半解，难免会误人子弟。有一次，一位来自北京的、当时名气很大的学者在广州与我同台演讲，他讲的都是一些很大的话题，给我的感觉像一个“街头革命家”，拼命地鼓动人们去“闹革命”。他认为，广东的老板们只知道埋头挣钱，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后来我跟他讲，今天正是广东老板挣钱的黄金时期，他们并没有感觉到环境的压制，为什么要偏离本分去搞“街头革命”呢？没想到，这位仁兄当场就跟我吵了起来。情急之下，我说了这样两句话：你要想市场化，就必须摒弃你的空洞化；你要想理想化，就不要市场化。果然这位游离于体制之外、想寻求市场认同的学者由于两头不沾边，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一些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学者，本希望到市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实现文化的价值，但市场法则是很残酷的，如果不能让企业得到实际的益处，企业是不会埋单的。一些人希望把知识卖给“帝王”家即政府，但“帝王”也会不买。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时机未到，今天各级政府的决策民主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主要领导多认为自己比较高明；第二，学者没能提供出他们需要的东西，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咨询业应该说是文化人最合适的选择之一。“传道，授业，解惑”既是文化人的使命，也是咨询业的使命。对于文化人，咨询业还提供了一条最好的成长通道，美国的一些政治家、企业家就是从麦肯锡、兰德等著名咨询机构里出来的。同时，这些著名咨询机构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进退自如的平台。当今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这为文化人从事咨询业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天地。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足够优秀，那么，不妨到这个天地里去闯荡一番，试一试自己的身手。我看“余秋雨现象”*余秋雨是民众眼中的大师，是才高八斗、学识渊博、文笔优美的散文作家。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地位最高的人无疑首推专业作家，那时谁要是有一个中国作家协会的证件，就肯定会有一种“虽囊乏一文，但终气傲王公”的优越感，当时判断一个人品位高低、修养深浅的重要依据就是其文学功底，以至于征婚广告中常见的描述是“本人爱好文学”；如果谁在《人民文学》、《收获》及《诗刊》等主流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就会马上成为当地的名人，连一向颐指气使的父母官见了你都会笑脸相迎、称兄道弟；如果你还是未婚，那么你即便长得像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也一定能抱得美人归。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家的地位每况愈下，许多专业的文学刊物都关门大吉了，硕果仅存的主流刊物也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当昔日地位崇高的文学与作家已经铅华尽洗到如此层面之时，余秋雨裹挟《文化苦旅》一书横空出世了。出人意料的是，一本谈古论今的书居然成为超级畅销书，一版再版，并且盗版屡禁不止。余秋雨仿佛无意间触动了一个神秘的按钮，一个阿里巴巴山洞穿越历史的时空兀然显形于他的面前，之后《千年一叹》、《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秋雨散文》、《出走十五年》、《行者无疆》等纷纷涌现，简装版、精装版、国内版、海外版，组合分开，分开组合。总而言之，老余同志一下子声名远播、财源滚滚了。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高矮胖瘦之人，无论是领导、老板还是金领、白领、蓝领，无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只要是粗通文墨之人，都会对他那“优美的文笔，缠绵的情感，宽阔的意境，汪洋恣肆的手法”深为叹服。弹性十足的大众传媒本来就是社会情绪的风向标、鼓吹手、催化剂，它们见日益衰败的文坛居然在物欲横流的红尘世界中升起了一颗明星，马上跟进，直搅得飞沙走石、风云变色。于是，老余成了媒体的

　　*本文写于2004年10月，即余秋雨备受争议之时。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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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