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文化人 经济学家一瞥*(4)

　　宠儿，也成了漩涡的中心。与普通大众的心态相反，余秋雨的同行们，即在文学界、文化界稍微有点儿知名度的人们对他却不甚感冒，圈内的专家、学者几乎把他看成一个“另类”。自《文化苦旅》博得大名以来，与印数、版数及盗版数成比例的是对老余的挑剔、攻击、鄙视。几乎他的每一字、词、句都有人在推敲、研究，至于其文章中的史料、典故、出处更是被人驳得“体无完肤”。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位作家享受过这种待遇。一般人说“余秋雨的文字非常优美”，专家就讲“这种漂亮就像汪国真的诗一样”。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转译成：如果我们说“××人的歌唱得太好了，可以直逼世界三大男高音”，专家就指出：这种“唱得好”就像那些港台歌星的演唱一样，连五线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音都唱不准，怎么能成为艺术家？全部靠金钱包装，简直就是世风日下，庸俗的人唱庸俗的歌给庸俗的人听。另外，治学严谨的学者们还一下子给老余挑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毛病，并且上纲上线，说他是“误人子弟”，就差没有讲他“居心叵测，挖社会主义墙脚了”。更有甚者，揭发老余同志在“文革”时曾充当过“四人帮”的黑爪牙，写过许多歪曲事实的文章，却至今仍不忏悔。目前中国的教授、博导们已经严重地两极分化了，有些已经成为腰缠百万、千万甚至亿万的老板，如经济学、金融学及电子、IT、网络、通信、生物、制药等学科的学者；有些却靠些许可怜的薪资惨淡度日，如历史、文学、哲学等学科的学者。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史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皓首穷经大半生，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却茕茕孑立、身无分文，而你余秋雨左手抱得金钱回、右手抱得美人归，天下的好事都被你占了，却还得了便宜卖乖，于是，超级醋坛子就被打翻了，从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批判余秋雨风景线”。当然，在中国成功的一条捷径就是攻击最出名的人或事，站在巨人的肩上很容易超越巨人，打败了独眼巨人就成了伟大的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但打不赢也无所谓，至少可以成为刺杀秦王嬴政的荆柯。一句话，余秋雨同志可以说是中国全面向“钱”看以来最知名的作家，但也是遭受批判、揭露、攻击最多的一个文化人。那么，老余为什么会成为漩涡的中心？他为什么会同时身处冷热不同的境遇，有人喜欢有人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些严肃的专家讲，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无法与鲁迅等大师的文章比肩，而只可沦为琼瑶、汪国真一类的层次，是因为他洋洋洒洒的文字背后没有自我哲学的支撑，他的主题空间、思维以及表达形式，大多是套用而非创造。站在专业的立场上看，这种评判或许不无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老余能够一下子博得大名，而且这种声誉鹊起依靠的是市场而非行政手段？为什么严肃的、经得起苛刻推敲的作品却无人问津，而像余秋雨同志这样毛病一大堆的“花拳绣腿”反而备受市场的追捧？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位上海人——著名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陈逸飞。陈逸飞在后来被广泛地称为“大师级的艺术家”，而他最初被认同，并不是因为其作品具有何种里程碑式的意义，或是揭示了什么伟大的真理，而是其作品的价格。1991年在香港太古嘉士德秋季拍卖活动中，陈先生的《浔阳遗韵》以137万港币的价格创下中国油画卖价的最高纪录。尽管许多严肃的学者、大师不服气，但他们也不可能搬石头打天。在之后的拍卖中，陈的画屡创新高，正因为画的市场价格太高，所以他才引起广泛的关注；也正因为受关注太多，于是才有专家、学者开始分析其作品的“深刻内涵”与“伟大意义”。后来的陈先生在挥毫泼墨之余，又涉足服装、电影等多种行业，怎一个“艺术家”可以涵盖其身份！还是回过来谈谈我们的余秋雨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勾勒出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地图，这是一座座在国人心中已经无法超越的高峰。唐朝以来的一千余年，在中国大地上不知涌现过多少文人墨客，也不知留下过多少诗词歌赋，仅乾隆皇帝一生就写了一千多首诗，但是谈到诗，人们背的、诵的、吟的除了唐诗还是唐诗。清朝前期的著名诗人纳兰性德，可以说是文章高手、诗词大家，他的不少诗作是可以直追盛唐诗人的，但是，现今之人又有几人能背诵出他的大作？史学大师顾颉刚曾提出过一种理论叫做“层累堆积的历史”，意思是指历史文化犹如一个生命体，在时空的流转之中，世世代代的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的感悟投注于这些载体之上，比如吟诵唐诗、宋词，每一代人眼中的它们并非是原本的它们，而是在层层堆砌的历史情绪当中又加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试想一下，这样丰富、复杂的历史情绪怎么可能超越？所以我们才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现手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形式。余秋雨的历史?化散文（不知可否这样说），不管以后其是否可以青史留名，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正好出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的作家正处于从“圈养”到“放养”乃至“野生”的特殊时期。“圈养”的作家几乎不可能摆脱为特定的政权或特殊的形势服务的宿命，而这样的命题作文要名垂青史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是想在短时期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都不可能，除非强权加身，大家不得不看。余秋雨的价值就在于他是文人从“圈养”到“野生”转型的过程中的典型，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如此火暴不是行政强权推行的结果，而是特殊情势下市场选择的结果。余秋雨的所作所为，至少在一个层面上看，是他想竭力摆脱传统文人身上的桎梏，从高墙深院中走出来的结果。老余的“历史文化散文”准不准确、严不严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再探讨，但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他用通俗、流畅、生动的笔法（即便像汪国真、琼瑶一样“浅薄”），把原本只有圈内专家才知晓的、枯燥的历史文化典故释放了出来。按照老学究们的说法，年轻人应学古文、读古书，由浅入深，经过多年的刻苦修炼，才可能略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个中滋味。但老先生们忘记了，过去人们皓首穷经地学习古典文化，因为那是安身立命、扬名显亲的手段，而今人们了解古典文化，仅仅是为了业余时间的消遣，如果连消遣都如此累人，不学也罢。老余风行华夏靠的是与媒体的零距离接触，老余受学者、专家之诟病也是因为他与媒体打得火热，过于亲密。狂人李敖好像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是政府的“天敌”。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评判余秋雨，那么他好像只能得零分，因为他不但不是政府的“天敌”，反而有点像为政府装点门面的工具，这让正统的文人雅士们怎么看都有点搔首弄姿的媚俗气息，他哪里像是一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余秋雨同志是否应该多向学者们学习一下，思考一下如何“铁肩担道义”？而专家们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市场究竟是怎样运转的。“与时俱进”说得太多了，有点俗，但它却是真理，我们还是应该想想看如何才能与时俱进。因为时光不可逆转，市场亦不相信眼泪。“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善哉斯言，愿共勉。2005年5月29日，王志纲与余秋雨对话“活力温州”。

　　我看“易中天现象”*最近中央电视台邀请我谈谈“易中天现象”，我的第一反应像是遇到了一个“关公战秦琼”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一个恶搞成为时尚的时代，在一个草根都可以不择手段一夜成名的时代，修炼多年的易先生异军突起成为“超男”，自然也就显得不足为怪了。只是他的成名来得过于突然，有点像花果山上的孙猴子，被火箭送上了外太空，摇身一变成了齐天大圣，无所不能了。“易中天现象”的时代背景“恶搞”成为时尚易中天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称之为“庶民狂欢的时代”。在这个年月，易先生将“三国”变成“易味”的一根“大萝卜”，调成了符合大众口味的一锅“萝卜肉汤”，立即就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一经端上中央电视台这个餐桌，再经过媒体的几轮“炒作”更是成了“超女”之后的“超男”，人气指数急速攀升。成名的同时利自然也随之而来，过去十几年孤影青灯下写的数本不被注意的旧作，随着《易中天品三国》的面世也成了畅销书。看到易先生太火，自然有了责难之声，说他“媚俗”，可他并不回避，回答说：“我的节目原本是根大萝卜。萝卜的特点是——草根，多少有些营养，怎么吃都行，什么人都能吃，说得好听就叫做‘雅俗共赏’。这根萝卜在肉锅里煮过，现在端了出来。有人说好吃，有人说不好吃，有人只吃到萝卜，有人品出了肉味，都很正常。如果不喜欢，完全可以改吃别的。”（摘自易中天新浪博客《答媒体》一文）多少有点“我是俗人我怕谁”的意味。也倒是，在这样一

　　*此文发表于2006年11月，即“易中天现象”引起热烈讨论之际。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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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