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文化人 经济学家一瞥*(5)

　　个恶搞成为时尚的年代，易中天对“三国”的品评，只能算是最温和的一种恶搞了。为什么种种恶搞受到大众的追捧，能够引起轰动，成为一种时尚呢？因为现在“上帝”不在了、“主义”没有了、“权威”被打倒了。在信仰缺失的同时，伴随着财富滚滚，拜金主义横行，价值观的多元化、自我意识的觉醒甚至放大、传统的颠覆、美丑的颠倒、廉耻定义的改写……禁锢一经打开，庶民狂欢。出名的欲望使人疯狂一切来得太快，榜样的力量无穷。“梦想成真”的召唤，草根英雄的辈出，速成名人的示范，搅起了无数凡夫俗子们成名的欲望。而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成名就意味着发财，正如马太效应一样——让富有的更富有，贫穷的更贫穷。因为舞台是巨大的，只有在聚光灯下的舞者才会受到关注。易中天在这之前也一直在跳，只是这次当聚光灯扫到他时，他跳得格外精彩，以至于灯光定格在他身上，想移开，粉丝们都不答应了。为了争夺聚光灯，人的两面性就表现出来了。大家都想出名，聚光灯有限，怎样在芸芸众生中突显出来？靠坚持不懈的努力？成本太高，几率太小。与已有的名人拼实力，抢地盘？难度太大，要求太高。前面无数成功者的经验告诉人们：颠覆原有的游戏规则，不按牌理出牌，反而容易奏效；不择手段，出一些常人所不齿的奇招怪术，至少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大众的眼球。于是，芙蓉姐姐出来了，用下体写作的木子美出来了，还有一些裸体美女作家，她们都选择用一种极而言之的方式（包括暴露自己的隐私来获取名声）。心理失衡导致逆反但是，毕竟攀一夜成名的梯子上去的人不多，更多的人除了羡慕，只能是愤恨——心理失衡导致逆反，认为这些名人其实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一边推波助澜，一边心里又不屑，有人会觉得有些名人以前还不如自己呢，有些人原来不过是坑蒙拐骗之徒，有什么了不起！于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挑战“名人”、发泄对“权威”的不满，将长期占据聚光灯的人赶下台，此时占马太效应另一端的大多数必然是拍手称快。“恶搞”这个在特殊时期孕育的怪胎有了成长的温床，因为它有广阔的群众基础、“炒作”的空间和市场。网络能量无限放大在“恶搞”这个词诞生之前，近似的做法还相当原始，效力也有限。比如漫画，属于幽默，一笑了之，杀伤力不大；大字报太极端，反而易引起反感也不易传播。但是自网络产生之后，这种恶搞的能量就被无限地放大了。因为它像瘟疫和“非典”一样通过网络爆炸般地传播，又有如前所说广泛的社会基础，能够迅速地引起共鸣，恶搞者本身不仅没有风险，反而成了明星，带来了经济价值。一花引来万花开，自然会有更多的人也希望用这种手段成名。憎人富贵嫌人贫——你富贵我恨你，你贫穷我嫌弃你，这种普遍心理，在今天被充分放大了。而当这种情绪在网络上蔓延和扩散时，比贴大字报还可怕——人们是隐身在网后的，可以在网上“随地大小便”，不受约束和制裁。道德约束成为真空礼制君子，法制小人，无为而治治圣人。孔老夫子言“君子慎独”，说的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还能够保持良好的操守，才是君子。但现在君子难求，小人当道，而网络又给这种小人意识、小人行为付赢不付亏，给“随地大小便”不受处罚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使得人类的劣根性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这种张扬又形成了一种社会基础和消费基础，谁迎合了这种社会基础和消费基础谁就可能获利，恶搞愈演愈烈，就是这么来的。冯小刚拍了一部《夜宴》，有个女替身演员在影片里有裸体镜头，她出书时就借用冯小刚的书名——《我把青春献给你》，将自己的书起名为《我把青春献给谁？》，封面就以她的裸体作为背景。人们为了出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你冯小刚可以骂她，但倒过来人家也可以骂你。“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摔在沙滩上”，到处是这样的现象。这一切都弥漫和充斥着对“权威”、对“神圣”的不满和不屑。人们一边在造神，在追星，要成为粉丝；一边要倒神，因为他们骨子里对神不屑，尤其是在名利泡沫化的时代，成名似乎并不难。在谁都有可能一夜成名的时代，一夜身败名裂也就是正常的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嘛！“快餐文化”助长了社会的浅薄化恶搞成风，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是媒体的衣食父母，在一个消费至上的时代，投其所好是最简单的赢利模式，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矛盾和焦点，提升收视率、点击率是媒体的惯用手法。本来媒体的功能除了满足大众以外还有教化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下，后者已经成为吃力不讨好的事了，谁还愿意花大气力去做。正如孔老夫子当年那样，面对礼崩乐溃的局面奔走于各国，四处宣讲，常被作为嘲笑的对象，在世时生活十分惨淡。他的辉煌只是在其身后，统治者们为了重建礼仪，才将其从故纸堆中捧了出来，成为“大成至圣先师”。他在世时成为“丧家之犬”，陈国断粮，三月不知肉味，生活无着，只能靠带徒弟教书换取几条干肉。在大的潮流下，一般人只能是随波逐流，偶尔有一两个人想发出一点正常的声音，也被骂得一塌糊涂，有人刚说了一点“超女”的不是，污泥浊水，铺天盖地而来，于是，他缩回去了。因此也出现了圆滑的人，如王蒙、刘心武之流，这些人都在迎合。媚俗不是单个现象，而是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易中天现象”是很正常的。本来《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作为名著，在中国有着崇高的地位，不管是说书，还是电视剧，都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对所谓“正面人物”的忠义加以赞叹，对所谓“奸臣”给予鞭挞。尽管它只是正史时代的一本小说，但其起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和魂魄。就如同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刘欢的“好汉歌”所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有一种气势。这时出现了“易中天现象”，对“三国”时期的正史——《三国志》，也有了另一种不同的解读方式，相当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现在不是时兴恶搞嘛，不是对正统的东西不屑嘛，这种以通俗和商业化的语言谈“三国”的方式，果然迎合了大众的喜好，叫好声一片。随即媒体又是一通搅和，便与时尚挂上钩了，也正好迎合了这个时代的消费主流。大众呼唤精神回归大众一方面对恶搞报以快意的掌声、起哄以及推波助澜，对板着面孔的说教和所谓的正统嗤之以鼻，但背后对那些浅薄和低俗的明星实际也很厌烦，他们只不过是大众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弥补精神空虚的道具和木偶，这些木偶尽管显得愚蠢、可笑，但毕竟他们摘下了人格面具，比一些道貌岸然者可爱。在这种精神极度空虚和饥渴的状态下，突然有一个身居象牙塔的人跳入凡尘，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谈历史、品名著、分析人性，并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以古喻今、以今论古，让男女老幼听得很过瘾，拍手称快。先是被故事吸引，之后变为对易教授的崇拜，庶民们似乎找到了精神导师。谁说庶民狂欢都是低俗的，大众也是向往高品位的东西的。这是一个悖论，在学术界指责易中天不严肃、媚俗的同时，大众反而觉得他们正在追随文化，接近高雅。因为这毕竟比一直以来吸引着大众眼球的众姐姐们和形形色色的恶搞高雅得多。“易中天现象”的个人因素“我是草根我怕谁”有一天，我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易中天与王志的对话，王志有意提出刁钻的问题，有点咄咄逼人，但被易中天这个老江湖的一套太极掌顶了回去。你说我满嘴跑火车，有辱斯文，我拿出一付“我是草根我怕谁”的架势，搞得问话者自己反而很尴尬。易中天说起来还真算是草根英雄，算是没按传统轨迹“混迹”到学者队伍中的。作为中学老师，他在新疆教了多年书，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其后直接报考研究生，进入了学者圈。加之他自称反专业，称自己是学术上的“流寇”，涉猎学科颇杂，而身为“圈养动物”，又时常到圈外“打点野食”，自然不被圈内的人引为同类。赶上这么一个庶民狂欢的大时代，他比起科班出身的学者更加如鱼得水。就像王朔颠覆了小说原本高雅的语境一样，“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样的人闯入学者圈，砸碎了“贞节牌坊”，你说我庸俗，我本来就是俗人，这一来反而搞得学究们没有办法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恶搞，是对正统的一种恶搞。这种人不是书斋里面的呆子，实际是披着羊皮的“狼”——学者，但出身江湖。他们不把别人当回事，也不会把自己看得很神圣，但他们却吻合了社会的潮流。关公战秦琼，看起来不相关的、根本就扯不到一起的东西，他硬是把它们扯到一起来了。讲到“三国”故事的时候，刘备成了老板，诸葛、关、张成了职业经理人，用现实的人情世故，演绎古代的忠义故事，通俗易懂，所以尽管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认为“易中天‘歪品’三国，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粗俗化”，也不得不承认易中天对普及“三国”知识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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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