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文化人 经济学家一瞥*(2)

　　他此举不仅引起了这些企业的强烈反弹，也在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普通老百姓之中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地震”。尽管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郎的观点偏激、荒谬，但奇怪的是，郎咸平却赢得了90%以上网民的支持及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的声援。作为远离纷争的江湖之人，我原本与这场论战无干，但我却无法躲开它的滚滚硝烟。前不久在“珠三角”演讲时，台下就有听众朋友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我，问我如何看待“郎顾之争”以及有关“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说法。据我从旁观察，应该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首先看郎咸平。其一，郎先生似乎是搏出了位。从严格意义上讲，他的作为更倾向于一位精到的金融与财务分析专家，而要说清楚中国的经济问题，不仅需要经济学家的眼光，还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以及对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与准确把握。而这些，长期在海外及港台地区工作的郎咸平都不具备。按照他的说法，他是用数据说话的，他试图凭借国外的那套财务分析方法来诊断国企改制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并给出药方。经他计算，国有资产在改制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被低价贱卖以及严重流失的问题，但他并不清楚问题背后的复杂性。结果，他捅破了一个他根本回答不了的问题，打开了一个他根本驾驭不了的魔瓶。其二，如果他到此打住也算明智，但他偏偏不懂得见好就收。结果就引出了他的第二个错误：以不准确的信息推出荒谬的结论。他选择在香港及深圳上市的几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进行了比较，于是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有企业的效益比民营企业好。谁都知道，能到香港或深

　　*本文写于2005年3月，即郎咸平备受关注与争议之时。

　　圳上市的国有企业大都是国有企业中的佼佼者，基本上是那些拥有最优质资产且把持着垄断性行业的公司，它们并不能代表国有企业中的大多数。他用看似科学、严谨的计算与分析手段，对一些本来就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信息与数据进行了加工及分析，难免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根据这些以偏概全的信息，郎先生进一步推论——既然国有体制并不逊于民营体制，“国退民进”的所谓“产权改革”就完全没有必要。因而，他大声疾呼：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应立即叫停。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除了少数特殊行业，“国退民进”都是躲不开的课题、挡不住的大势。所以，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而不应该用局部否定全局，更不能逆潮流而动。那么，为什么说要各打五十大板呢？相对于经济学界的某种堕落，郎咸平虽有某种局限性，但他敢于跳出来，毕竟精神可嘉。按道理，对于这样一个功力有限的“外来者”发出的挑战，知情的国内学者们本来三拳两脚就能够破解，但奇怪的是，在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却无人敢回应，使得郎先生大叹孤独。原因何在？是因为有些经济学家的屁股不干净。他们有些人或是企业顾问，或是企业名义上的独立董事，其实他们根本不独立，甚至是弄虚作假的合谋者。一位良心发现的经济学者，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忏悔：前些年，他曾帮助不少企业做过假账。而郎咸平当初敢这么做，是因为他还是干净的，他不是既得利益者。要进一步判断这场争论的是是非非，我们还必须搞清楚一个前提：当今中国对经济学家有着怎样的期待？当今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应该产生思想的时代，正如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诸子百家的伟大思想一样，当今时代理应产生较之春秋战国时更博大、更深刻、更多元的思想。一个民族只有首先完成思想的起飞，才能完成经济、社会的全面起飞。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突破无不以思想的突破为先导。面对时代对思想的呼唤，在当今社会备受尊崇的经济学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首先是先进思想的提供者，当然不是玄学式的思想，而是解决问题、推动历史的思想。但经济学家仅仅成为思想的提供者还不够，他们还应是思想的激发者，激发起整个社会的思考——当所有人都学会思考时，这个民族才是真正强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思想者应该是闪电、是雷霆，总能用耀眼的光芒撕开重重的黑幕、照彻茫茫的黑洞，总能用振聋发聩的声音唤醒昏睡者。正如雷电必有阴阳两极，真正的思想者也有阴阳两极：一极是勇气，一极是智慧，二者不可或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太多的黑幕与黑洞，股市问题、国资问题、腐败问题……然而面对这一切，我们的经济学家都做了些什么呢？当然，中国的问题并非仅靠经济学家就能解决，但不管怎样，不能为一个民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科学的分析与有效的解决之道，不能提供电闪雷鸣式的思想，就不能说我们的经济学家是真正称职的。与郎先生相比，中国的任何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可能都比他更加了解国资黑洞、股市黑幕等问题，但最终站出来?声疾呼的，却是这位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国情的“郎监管”（股民们对他的称呼）。正是国内经济学家的缺位（至少是未能尽职），为郎咸平——来自海外、来自港台地区的“狼”留下了“嗥叫”的空间，也使他发出的声音产生了非同凡响的回应。创造这样的效果固然需要智慧，但更需要勇气，郎咸平的最可贵之处或许正是这种勇气。网民们几乎一边倒地成了郎咸平的支持者，这一现象同样值得反思。一般来说，网虫多是有点闲、有点钱、却没有权的人，所以他们天生是权力的挑战者。也许有人会对郎咸平的偏激、狂妄反感，但这恰恰是他的一种策略。他本人对称其为“炒作”和“要借机出大名”的说法毫不避讳，甚至有点沾沾自喜。网民们在为这个来自民间的“中小股民的保护者”欢呼的同时，很快地就看到了他作为广告代言人的巨幅照片出现在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之间……我认为，这一切更像是他精心导演的一幕热闹的假面舞会。无论是把自己打扮成佐罗式的斗士还是把自己打扮成荒谬偏激的怪人，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更多的参与者，好让这场舞会更热闹、更精彩，并最终提高自身的知名度。说郎咸平导演了一场热闹的假面舞会是否是想否定郎咸平的价值呢？并非如此。在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谁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最该说出真相的人，却偏偏不敢站出来说破，而郎咸平就像故事中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虽然不知道皇帝为什么不穿衣服，但他毕竟说出了真相。而在一个需要思想、更需要激发思想的时代，郎咸平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头脑风暴的激发者、引爆者的角色。也许采用怎样的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国内沉寂的经济学家的警醒与冲击。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需要经济学家的独立见解，需要经济学家积极参与、诊断病症、开出良方。如果由于种种原因，甚至是由于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而对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重重黑幕、种种黑洞视而不见或束手无策，那么，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尴尬难免会重演。而令他们难堪的，可能不只是一个郎咸平，还会有张咸平、李咸平、王咸平等跳将出来。

　　2005年，同为演讲嘉宾的王志纲与郎咸平在北京一演讲现场。文化人与咨询业*问：在谈到中国的咨询业时，您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咨询业正面临着一个春天，面临着发展的大好机遇。但在《民间智库的弱势生存》这篇文章中，作者却认为中国民间智库正面临着困境，他们也在做咨询，但他们仿佛处在寒冷的冬天，生存十分艰难。他们认为，能够生存下来就是他们最大的成功，其境况与工作室相比，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工作室为什么会如此不同？这篇文章认为是因为政府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生存环境。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吗？王志纲（以下简称“王”）：最近助手也推荐了这篇文章给我看，其中谈到的智库包括天则经济研究所、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等，在国内都还是比较优秀的，它们的生存这么困难，是我之前没想到的。而我说我们面临着发展的大好机遇，也是我们所切身感受到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离市场最近——“春江水暖鸭先知”。现在找我们的不仅是民营企业，还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照这一观点，经济结构、经济形态、经济水平决定了国家形态、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这也包括文化人的生存状态。正是因为有了市场化的改革，正是因为有了体制外的天地，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文化人才从体制内走了出来，从事跟市场对接的咨询业，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二元结构式的中国顾问咨询业，一个是体制外的，一个是体制内的，包括最近自挂勋章的“中国十大智库”。这说明，他们也与易中天一样，虽然是“圈养动物”，但也想偶尔出来“打点野食”，并且希望这种“打野食”的方式更加市场化、经常化，既能享受体制的俸禄，也能享受市场的风光。舆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你本来吃着国家给的俸禄，属于“圈养动物”，享受着特殊的保

　　*摘自2006年媒体在采访王志纲时涉及的有关咨询业的话题。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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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