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3）

　　汤姆森与社论的分裂，往往被描绘成追求利益的产物。这种解释真是大错特错。很多时候，《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报》的社论题材，都会影响到汤姆森的钱包。记得有一次，《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和之后一系列的报道，对早年北海油田开发许可证的问题进行了全盘报道。报道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汤姆森的商业利益，但他从来没有私下抱怨过。

　　汤姆森一行工作组还曾就出手电视台的问题，计划与圭亚那政府会面。然而，就在前一天，报纸刊登了一则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当地大选的报道，这队工作组随即被请出了圭亚那。还有一次，公司董事长戈登·布伦顿出行南非，我们也做出了相似的举动。多年之后，偶然得知这些事情的影响是再平常不过了。然而，当我获悉自己阻止了一笔汤姆森亲自发起的交易时，多少还是会开始讨厌这些记录。

　　某个星期六，汤姆森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的摩门教朋友告诉他，《星期日泰晤士报》可以取得隐居的百万富翁霍华德·休斯的自传。就在当时，有一部克利福德·欧文给休斯撰写的伪自传。汤姆森得到内部消息，休斯准备重新出山，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二天，我们就飞到了迈阿密，却一直没能见到休斯本人。他的律师切斯特·戴维斯和摩门教助手，在汤姆森与休斯的住所间来回穿梭。谈判中汤姆森的失礼让我大跌眼镜，好在他调整了过来。得知对方接受了我们给自传和连载版权的报价后，汤姆森喜出望外。

　　不消两三天，最终的细节文本就能够出炉。此时，休斯的随从却在本书的编辑控制权上不肯让步。我告诉汤姆森，这是不能接受的。就在对方还在极力反对时，他不动声色地终止了这笔交易。几个月后，我们推出了一本关于骗局的小书。休斯诸人为此向汤姆森大发牢骚。我听到他这样评论道：“嗯，是本好书，写了不少有趣的事，我很喜欢。”

　　有传闻说，汤姆森只读报纸上的广告，间或读点编辑内容。他也喜欢清点广告数量。不同于默多克的是，他有兴趣和耐心阅读长篇报道。在飞往迈阿密的途中，他通篇浏览了《观察家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并给出了高明的意见。（另一个典型事件，当我带着《迈阿密先驱报》和《华尔街日报》出现在早餐会上时，他嘲笑我是铺张浪费。）

　　从汤姆森到默多克的转变，也是由光明走向黑暗的过程。报社诸君也在暗夜下日渐式微。在汤姆森父子手中，编辑独立性是完全的、纯粹的。这不单纯是一个事实，更多的是一种赞美。借由正当的自由和资源，新闻报道得以大显身手。

　　不可否认，新闻业的自由与政府和法律不无关系，外在的约束是十分必要的。我也花费了编辑生涯的大多数时间来寻找暗藏其中的中庸之道。1974年的格拉纳达市政厅演讲因为法律的蔑视和自满而搁浅。较之美国新闻界，英国的新闻界只能算“半个自由身”。在我看来，这个称谓现在仍然适用。

　　对《星期日泰晤士报》来说，它完全有能力摆脱身上的桎梏，在谋求公众利益上取得成功。因为，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内部自由，还有一群能够把握机会的优秀员工。汤姆森和汉密尔顿给予了我们坚定的支持。当有人试图借法律之手堵住我们的嘴巴时，他们会在背后无怨无悔地提供金钱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所创造的环境，抚育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天才记者。真理难以捉摸，但这些记者都清楚，这才是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

　　汤姆森时代的晚期，印刷联合工会的游击战术腐蚀了这种内部自由，这种精神也在汤姆森集团的高层中逐渐垮塌。1981年，屹立20年不倒的内部自由，终于经历了鲁珀特·默多克的围城之困。本书首先描写了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担任编辑期间，汤姆森时代的风格和价值观。我们在各种新闻报道和调查性活动中大显身手。随后步入默多克时代，揭示我在《泰晤士报》经历的种种令人不悦的内情。

本文摘自《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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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