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4）

　　这样的例子遍及三大洲。让我们细细品味接下来的这个案例。1988年，威廉·柯林斯出版社几乎步了《泰晤士报》后尘。1981年，默多克在恶意收购柯林斯的过程中败下阵来。不过，他仍收获了19%的股权，并且赢得了42%有投票权的股份。他向柯林斯首席执行官伊恩·查普曼发誓，不会再发起恶意收购。当时在场的，有默多克的代表古德曼勋爵和柯林斯的副董事长查尔斯·特劳顿爵士。（他还表示不会行使每年自动获得市场股票2%的权利，不过他食言了。）在查普曼的带领下，柯林斯出版社步入全盛时期。日后默多克收购纽约哈珀&劳出版公司的交易，也与他的名望和举荐密不可分。

　　然而好景不长，查普曼不久便收到了默氏独特的“奖励”：背叛和中伤。1987年，默多克打破承诺，再次启动全盘并购。他教唆查普曼的副手作伪证，痛斥前者的管理方式。查普曼和董事会极力反对这笔交易。于是，默多克增加了砝码。在一份恶心的报盘文件中，他提出员工的道德标准过低，公司的核心业务缺乏竞争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交易。当默多克将报价从2.9亿英镑提至4亿英镑时，柯林斯的董事会屈服了。他又向董事会承诺，未来的英国柯林斯出版社和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在编辑和管理上将各自独立。不过很快，这些承诺就消失在了伦敦的迷雾中。

　　1981年，默多克在谋求对《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控制。我也在同一时刻，做出了职业生涯中两个最糟糕的选择：放弃与默多克战斗，出走《星期日泰晤士报》。那里是我的大本营，有无数优秀员工的支持，大可有一番作为。然而，虚荣心蒙蔽了我的眼睛。我原本认为自己能拯救《泰晤士报》，可结果是，我失去了所有。两份声名显赫的报纸，就此失去了各自珍视的独立性。媒体对工党的反对之声也越发扭曲。一个经营通俗小报的跳梁小丑，自此坐上了英国品质报刊的头把交椅。

　　1981年，我们本有机会阻止默多克。午夜前5个小时，《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工会几乎就要向法庭申请法院执行令，这会迫使政府将交易案提至反垄断委员会。《公平交易法》规定，报纸收购原则上都要经委员会受理。如果默多克坚持收购，他需要就自己的国际交易、媒体交叉所有权和诚信记录等事宜进行公开作证，汤姆森集团也需要为自己捏造的公司赤字辩护。届时，所有的问题都会抛给默多克，报纸也能重见天日。晚上11:00，工会以超过100票的否决票推翻了提案。一切又回到了现实。

　　14名来自“掘墓人社”（Gravediggers’Club）的反对者称，如果有我的领导，也许结果会有所不同。作为《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和执行委员会主席，我并不是工会的成员。不过我相信他们的判断。我也确实向印刷工会提供过手头的财务报表。如果他们决定选择申请法院执行令，这些报表可供会上讨论、准备证据之用。只是，我从未试图说服任何人为此投票。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汤姆森集团提交给政府的数据，与董事会和华宝银行拿到的财产说明书不尽相同。他们通过卑劣的手段，让《星期日泰晤士报》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亏损的公司。早知如此，我势必会改变当初的立场。事情的细节将在下文交代，请读者们自行评判。

　　当时，我决意坚持内部斗争，避免公开冲突。《苏格兰人报》现任主编马格努斯·林克莱特，过去是“掘墓人社”的一名领袖。他曾撰文表示，对我的决定感同身受。他的这份大度，让我十分感激。

　　正如梅特兰所说，悠悠往事亦是遥遥来日，史学家却很难铭记眼下的事件。现在看来，当时下定这番决心是正确的：汤姆森集团，特别是集团英国执行官戈登·布伦顿和泰晤士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丹尼斯·汉密尔顿，一心要把《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捆绑卖给默多克。二人都曾供职于这两份报纸，他们身上趣味相投的特点，对《泰晤士报》的主编产生了不利影响。

　　我与威廉·李斯-摩格通力合作，多少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从默多克那里得到保证，确保了编辑工作高度自由。我们又将目光投向另外一边，作为《泰晤士报》的第二大潜在买家，《每日邮报》也是一个威胁。他们的报价比默多克还要高出800万英镑，而且态度坚决。（约翰·葛里格在他1993年出版的《泰晤士报报史》中称，罗瑟米尔勋爵向他亲口确认了上述事实。）

　　我们到头来发现，选择与默多克同行，才是最大的危险。这并不是因为信赖他的缘故。事实是，即将卸任的董事会和编辑都曾以为，我们束缚住了他的手脚，把他投入了坚固的城堡塔楼。牢门的钥匙，其中一把掌握在一群正直的人手中；余下的，托付给了至高无上的议会。然而，默多克却能像霍迪尼一般，轻而易举地抖落身上的枷锁。他的奸诈诡计，相较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政治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且听我娓娓道来。

　　事实证明，建立在道德假设基础上的制度是脆弱的。一个执著、聪明的人，能轻易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与《泰晤士报》的决裂充满了唐突和痛苦。默多克也展示了他波希米亚式的炒鱿鱼。

　　近200年来，《泰晤士报》到我已经是第12任主编。现任的詹姆斯·哈丁，是第18任。默多克先前还任命过：查尔斯·道格拉斯-休姆、查尔斯·威尔逊、西蒙·詹金斯、彼得·斯托萨德和罗伯特·汤姆森。

　　报社的章程规定，主编有责任确保出版物的独立性。我很想知道，在默多克的监控下，继任主编是怎样履行这份职责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安德鲁·尼尔是唯一敢站出来的人。他的书有一个很相称的名字——《全面披露》（Full Disclosure）。(罗伯特·汤姆森现在是《华尔街日报》的主编，彼得·斯托萨德则去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我通过本书和读者们分享了我的经历。希望有一天，所有的主编都能参与进来，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

　　对书中描写的各色压力，很多人是半信半疑。根据肖克罗斯的访谈，一切都是我凭空捏造的。请诸位看官莫再从默多克的立场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不情愿搬出事实来证明我的清白。

　　事实一：我与默多克的症结在于，我不愿意把报纸变成撒切尔主义的喉舌。后来的《泰晤士报》也确实沦落至此。不可否认，查尔斯·道格拉斯-休姆对撒切尔的确更有好感。令人费解的是，之后的主编都保持了一致的步调。肖克罗斯承认，默多克的声音会迅速地传达给编辑，最后转化成他乐于看到的结果。肖氏还说过：“对默多克的声讨之声，大多认为他是BBC和英国电视广播建设的头号公敌。”

　　事实二：我与默多克确实就专门报道议会的问题大吵一架。著名的议会专版和编辑团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想必继任者中，也有人对此感同身受。

　　事实三：重压之下，编辑的独立性会向商业利益低头。默多克曾暗地将《泰晤士报》的所有权易手，并建议我把消息控制在报社内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外来的商业压力对报道的影响愈加明显，例如他对天空电视台的野心和对柯林斯出版社的接管。事实的澄清大概会引发激烈的反对之声，BBC与默多克的商业合作关系，势必是岌岌可危的。

　　事实四：经营者决意指使员工破坏承诺和保证。道格拉斯-休姆曾遵照他的指示，解雇了《泰晤士报·商业新闻》的主编艾德里安·汉密尔顿。不久之后，前者就成为了《泰晤士报》的主编。

　　事实五：驱逐丹尼斯·汉密尔顿爵士的丑闻。作为默多克的全国董事会主席，他曾为默多克保驾护航。值这位英雄逝世之际，《泰晤士报》的讣告把这段时光从他的生命中抹去了。

　　事实六：对准确与公正的威胁。在我就任主编期间，默多克对《泰晤士报》的发行量撒了谎，报纸也刊登了这则谎言。随后，道格拉斯-休姆拒绝发布我的回应函或任何形式的更正。同样的谎言还转述给了肖克罗斯。道格拉斯最后悲惨地早逝。事实是，在默多克践踏一份独立报刊的公正性时，他曾充当了帮凶的角色。

　　人们常常问我，对如今的默多克作何感想。说实话，我更关心新闻行业，而不是某个人物。不论是作为编辑、出版商还是历史学家，在美国的工作都让人愉快。我曾在纽约社交圈偶遇过默多克。那次之后，我也确信自己没有留下仇视的情绪。就事论事，他是一个和善的人，有时还会露出些许的娱乐精神。但我也提醒自己，如果默多克可以“弃恶从良”，那么撒旦就会是弥尔顿《失乐园》里的主角。

　　不可否认，他确实做了很多让人钦佩的事：在沃坪之战中勇敢面对印刷协会的挑战（他战俘营式的建筑品位就让人不敢恭维了）；凭借第四电视网，只身挑战全美三大电视网络；以其独有的魄力和洞察力，从容面对世俗的眼光。如果这些品质能够与新闻业的正直性联系在一起，那么，默多克必定会是一位真正杰出的新闻大亨。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多少欠默多克一份人情。离开《泰晤士报》后，我逐渐被人遗忘，于我而言，却不失为一段愉快的经历。曾经多少年里，《泰晤士报》都将我的生日记录在案（我越发感觉这是一种对个人信念的侵犯）。辞职后不久，我的名字就从生日佬名单中消失了。没有了白纸黑字的记录，我不再留意荏苒的光阴，只是时不时地校准一下自己所声明的年龄。遗憾的是，近日我的名字又重回名单之列。或许新版的本书也能够再次焕发青春。

　　纽约， 2011年

本文摘自《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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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